中國人始終難以從客觀角度看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畢竟事情本質上屬民族尊嚴的問題。不過，當情緒取代理智，矛盾的雙方也不容易走出對立的局面。問題是究竟如何我們才可以令到中日雙方都正視歷史事實。明目張膽扭曲歷史的行為，當然於理不容，不過若不了解背後作祟的情緒，這個結怎樣都解不了。另一方面，民族主義氾濫，危害局勢穩定，也會造就機會讓區內的鷹派抬頭，所以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避免對立變成衝突，避免衝突變成悲劇。
事實上早在八十年代，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已經開始了參拜靖國神社，而且中曾根更提出了不少極端大日本的民族主義口號，其囂張的態度甚至連跟日本一向友好的美國都被曾一度被辱。不過自九十年代，中曾根一輩的政客也被醜聞受困擾，加上經濟一蹶不振，日本民情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戰後的日本，經濟模式是以終身聘用的制度主導。家庭背景、就讀的大學和任職的機構等，先決地斷定了社會階層劃分，社會氣氛非常保守，不過日本人也接受了這種講階級穩定的文化，甚至將之認定為日本的優越性。不過到了九十年代，超穩定結構陸續崩潰，為日本找出路，就變成了新一代政客參政背後的理念。
六十年代出生的日本人，孩提時代見證過日本的急速冒起，可是剛進入社會就面對翻天覆地的巨變，他們內心的不安外人難以明白，其實日本國內近來不少社會現象也是源於這系列的變遷，而部份接受不了現況的日本人，更將不滿投射到日本對外積弱，認為日本要重獲往昔光輝，就要在世界政壇發揮影響力，這也是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等所謂「日本可以說不」的論點，也是為何石原能夠得到不少日本年輕一代的支持。

就算是小泉本人也是因為其強硬外交路線而得到國內的支持。小泉在01年成為首相後一年，便成功將被北韓綁架的五名日本人帶回國，那是日本自八十年代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從此之後，日本的積極擴張影響力的外交路線大致確立。不過，新一代日本政客的外交路線跟鷹派，甚至軍國主義復辟，仍然絕對不可以相提並論。
無論是小泉抑或石原，雖然兩人的政策主張在日本以外可能看似極端，不過他們在國內主張推動的改革，觸犯既得利益所引起的抗拒可以說是更切身的政治問題，而這些反對改革的極端保守勢力及保護主義，其實才是右翼情緒的真正源頭。改革派在外交上採取比較鮮明的立場，是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也堵塞了右翼情緒再進一步擴張的空間。其實在現階層換了任何一個改革派政客上台，日本往後的外交方向也不會有明顯的改變。
事實上，從外交措詞以及對國內仇外行為的處理手段，其實不難看得出中日雙方也明白箇中道理，只不過是在現實環境下要採取口硬手軟的策略，最終兩個政府目標都是盡量將關係維持現狀。長遠來說是消弭對立情緒的唯一契機，還要靠民情的轉向。事實上，鷹派的支持因為亢奮行為顯得突出，沉默的大多數也未真正建立了極端的仇恨情緒。不過長遠來說若對抗的情緒繼續升溫，特別是被政治既得利益來用作掩飾國內問題的手段，很難說區內的局勢穩定能否維持下去。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當然希望日本朝野正視歷史，不過更重要是在對立的局面可以尋求出路。事實上，日本侵華的一段歷史中，除了七三一部隊、八年抗戰和南京大屠殺，還有中國人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善待的日軍戰犯一段以德報怨故事，也有不少曾被關在撫順的日軍戰犯，最終成為了兩個民間溝通的橋樑。或許我們應多往人善性方面看，世界和平才有希望。
周一至周六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