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南都》與網絡的良好互動,是他們成為中國良心媒體、意見領袖象徵的重要前提,也使他們的品牌影響力延伸到網絡,比香港媒體走得快。在互聯網進入微博年代後,圍觀就是力量,圍觀的數量代表的就是事件、言論的重要性,代表的就是媒體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在微博年代,南周新年獻辭被強姦事件在網絡上引起的反響就會滯後,在其他傳統媒體上得到的回應就會較易被封殺,對社會的影響力就會被削弱。
廣東宣傳當局也算是與時俱進,深知微博的重要性,因此收繳了《南周》官方微博的賬號、密碼,以發佈對自己有利的聲明,企圖造成《南周》內訌的亂象。北京《環球時報》則想扮演小罵大幫忙的角色,名義上是希望公眾「別逼一份中國報紙扮演它無論如何也承擔不了的對抗角色」,實際上是恐嚇南周和公眾不要與官方對抗,是支持當局繼續實施媒體、微博的管制。
無論是廣東當局的泥漿政策,還是《環球時報》的鴕鳥政策,在報紙與微博融合年代都無法瞞天過海,無法壓制政改呼聲。尤為可喜的是,網絡上最具力量的是以80後、90後為主體的網民,當他們的圍觀更頻密地從網上走向街頭時,中國的政改已具備堅實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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