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上映之前，陸川形容自己拍了4部片的12年是「青春期」。從前像狼，雖處境艱難卻能一直向前；到現在，社會在變，電影工業在變，連膠片也要換成數位化，拼大製作拼大明星，拍完還要拼行銷，他也難再單純。「你也可以說我仍是個新丁，拍完《王》之後，就像從青春裏走了一遭，像個少年長街倚劍行，成長全在這裏面了」。
陸是英語系出身，擅言談擅文本，一腔熱誠和理想；然而電影業很殘酷，理想會燃盡。這部片讓他傾盡所有，他私下告訴別人「房子都抵押了」。他背負債項，「但我讓所有跟我拍這部戲的人拿到錢了」。
從前拍《可可西里》時，他覺得自己是藝術家，「藝術能綁架別人，超支算甚麼，那會兒根本不想錢的事」。
「牛逼的電影是圖窮匕現，你可以說我還不夠牛，但我會在下一個12年裏、成熟的12年裏，去完善這個圖窮匕現。我挺珍惜從前的率性的，但那太藝術家了。」
還記得當年他28歲拍電影《尋槍》，小格局小製作加上自己寫的劇本，找來姜文主演。姜文嫌他稚嫩，屬好意但又強勢地在片場越俎代庖地替他導戲。他默默忍着直到崩潰，在片場角落痛哭。
他父親陸天明是大陸寫反貪劇的金牌編劇及小說家，姑媽陸星兒也是盛名之下的作家，從前他一直躲避家庭名氣帶來的護佑，想證明一切都是靠他自己才有今天。
他好酒，酒後吐真言會跟記者說家常裏短，說起話來慢悠悠的、帶着天然的親近勁兒。可是常有大男孩的暴躁，有時他父親在微博上與人爭執，他也會跳出來參戰，動不動就要「打斷你腿」。
在新疆長大的孩子性情都暴躁，可他戴着眼鏡白面書生的樣子又實在不像那麼生猛。他回憶少時家庭受政治壓迫，在部隊大院裏飽嘗欺辱，後來又早早參軍，在部隊的鐵律下過得難忍難堪。20幾歲時拍處女作，有人笑他青澀，他答：「一個人從十幾歲就在強權下掙扎，是可以過早地成為生活的大師。」
這種強權也來自父親，他最初踏進電影圈時，父親拒絕給他提供任何幫助，「就像人人說你是富家子，你還得拿着破碗走在街上要飯」。他自己寫出反貪劇《黑洞》，別人仍然懷疑是他父親做槍手，事實是他寫好了給父親看，父親壓在皮箱裏幾個月都懶得看。「以前我特別怨他，覺得他稍微拉我一把我都不至於活那麼苦」。
現在他感謝父親，「他從不讓我輕易得到我不該得到的東西，這一點讓我終生受益」。
他愛哭，好像心底裏浮沉的情感隨時都能漾出來。他知道這樣不好看，但忍不住。《南京！南京！》拍竣後在審片室，得知電影過關，他就當着一幫人的面眼淚流一臉。
這題材當年共有五家公司去報批，德國人、美國人，還有嚴浩、唐季禮。看上去怎麼也不會輪到他。他和電影局講了一百句：我是唯一能拍好的。
「如果有誠意，沒有甚麼事情過不去」。中國導演最愛用誠意來解釋電影意圖。
《王的盛宴》是獨裁者的故事。中外影評人都說他是影射，尤其這兩年是中國社會意識發生重大改變的時間裏，人們開始重新審視並詮釋何謂統治，他不置可否。
他拍《南京！南京！》的時候，一直在看《毛澤東傳》，「我就特想知道這個男人是怎樣帶着團隊走進困境的，又是如何紮進權力慾望的」。
拍小片時他還有自信，那多是普通人在困境裏逆流而上的意義。拍這個權利鬥爭的王侯戲時，他說「我就像個小孩子，並且是很執拗的小孩子」。他承認有太多主觀，「拍前兩部片時還只是技術性的迷茫，到這部便完全是靈魂的糾結和痛苦、是特別真實的迷茫。拍到後來，看到自己知識和能力的邊界了」。他強調自己不是知識分子，又強調自己是一個一心要完成自己的男人。從7年前他拍完《可可西里》，被美國《綜藝》雜誌評為「全球十大最值得關注導演」，他的自我完善之路似乎行之過急。顯然一個男人需要成長期，一個導演也是，可是電影業的殘酷壓得他不容停歇喘息。
《王的盛宴》首映前，他約了兩桌電影圈外人晚餐，酒正酣時他說到抵押的房子和自己遙遙無期的婚約，沒掩飾那種無助，像剛涉世初嘗艱難的大男孩。他的大學畢業論文討論的就是美國導演科普拉電影工業的興衰，寫到題外話，發現科普拉最後10年的退步，很大程度是因為盛名和金錢的負累。
他自己少年成名時還警惕過這些的，人會不知不覺忘了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