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上看到廣州市長林樹森大發脾氣的片段，不知為何。翌日在報章讀到，女記者的小節不論，主要話題是香港與廣州的合作與競爭。說來話長，這裡我只能簡略地說一下。
首先我要對林市長作一個建議，那就是廣州的英文名字應該復舊，把Guangzhou復舊為Canton。國際上有悠久歷史的大名城市，其英文名字不改為妙。北京以拼音改為Beijing，西洋鬼子還知所指，可以容易地讀出來。上海依然故我，還是Shanghai，與拼音巧合，是上海之幸。
廣州——Canton——自一七二○年康熙皇帝謝世前在那裡成立了對外貿易的公行，至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是東方名頭最大的商業城市。今天廣州的商業發展捲土重來，可喜可賀，但不少外籍朋友還是Canton、Canton地叫。當然，假以時日，他們會忘記Canton的。然而，今天鬼子佬的意識，是Canton不僅是大城市，而且代表着東方的商業傳統，其外貿歷史早於上海百多年。
回頭說合作與競爭，我解釋過了，二者並存是沒有衝突的。市場開放，合作與競爭的行為不需要政府的參與。私營企業為利競爭，也為利合作。今天的珠江三角洲，像番禺、順德、南海、東莞等地，工業發展得頭頭是道，主要是經過市場的指引，競爭與合作皆得宜。一家工廠接了大訂貨單，自己趕工不起，掛個電話給競爭的行家，就立刻合作生產了。見錢搵錢，有飯食飯，是市場競爭與合作的規律。一位在東莞開廠的朋友說：「我的工廠是他們的；他們的工廠都是我的。」
問題是龐大的項目，例如建機場或港口，因為陸地與海洋的產權不是私有，而政府又不願意放出去給私營運作，又或者公路與基建等必需的協助牽涉到不同市縣的政治問題，項目由政府主持就需要了。這種項目沒有市場的指引，計錯數的機會比較大，而錯起來往往是大錯。另一方面，龐大的政府項目，其合作往往牽涉到兩個甚至多個政府。這些應該是董特首與林市長所說的「合作」事宜了。

龐大項目的合作，不一定是指合作興建大橋之類。我建機場，你也在鄰近建機場，豈不是重複成本而互相損害？這問題經濟學的看法也是以市價及成本來衡量的。比方說，香港近兩年來的空運物流生意好，廣州看着，計算一下自己的成本，自己較近生產地的優勢，也計算一下香港機場的生意可以競奪多少過來，划算，就建新機場了。香港機場如果因為費用過高（連運貨抵港的費用）而生意流失，是無話可說的。同樣，南沙準備興建大貨運港口，算得準有利可圖，就應該興建。如果香港政府老早就大量推出貨運碼頭，儘早與國內洽商，搞好與工業產地連接的公路，大幅減低運輸成本，南沙港口的興建多半不會被考慮。
當然，如果廣州或國內要獨食其肥，興建機場或港口後禁止貨物運港轉口，或諸多留難，就違反了經濟合作的原則。六、七年前，廣東的發展在官僚的左右下，往往有違反以降低成本而合作的傾向。我曾經為文批評。兩年多前在廣州會見王岐山，他很明白減低成本的重要，而那時廣州已是明顯地欣欣向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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