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二日，「革馬盟」各同志化整為零齊集維園，正要走向涼亭舉行「非法集會」之際，大批探員忽然從四方八面湧出，不由分說將其中六人及我制服，戴上手銬押走，以眾凌寡，獅子搏兔，一次和平集會就此被瓦解扼殺。大家可能奇怪，我等既舉行集會未成，其後，又何以判非法集會罪成而入獄？原來，當局玩的是移花接木，秋後算帳的把戲，我們被控之罪，乃是在四月五日於新華社門外非法集會，為着瓦解這次公民抗命之行動，竟將不久前之另一次和平集會列為罪行，藉詞強行拘捕疑犯歸案，可謂玩弄法律，巧立名目，齷齪之極。

自然，港英政府悍然逼迫示威者並非偶然，開刀對象亦不僅限於「革馬盟」，早在七八年夏天發生之「佳藝電視台」倒閉風潮中，當局就已引用公安惡法拘捕四名員工代表，遏制勞方要求「復台」的示威活動。七九年初，更在油麻地艇戶爭取合理安置的請願時，攔途截車拘捕百多人，事後以同樣罪名針對性檢控其中十多人，結果所有被告均被判有罪。公安條例剝奪示威集會自由之條文一日存在，必將成為政府遏制民眾爭權益，打壓異己之工具，顯而易見。回想當時，正值民間團體聯手反對當局封閉金禧中學成功不久，殖民政府自有必要防範民眾運動逢起之趨勢，另方面，英國又剛與中共政府就九七問題秘密接觸，更須打擊香港支持民運之活動，以作一份見面禮。
鑑往知今，現時特區政府又再掄起大棒逼迫示威者，民眾又焉能等閒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