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後幾年,香港人集體抑鬱,這種低沉情緒,昨日重返金鐘的梓桓認為,是最難過渡的。他自己亦曾很絕望,但為傘運留下了一個紀綠,對他來說就是一個療傷方法。帶着紀錄片到世界各地放映,每次都是一個思考過程,讓他處理那時發生的事,然後繼續走下去。
「所以今日所爆發嘅事,絕對唔係偶然發生,有偶然亦有鋪排。」6.12那天,梓桓站在五年前同一個起點,在中信大廈外,迎來無數催淚彈,他手上只有攝錄機,沒任何裝備,眼看人們被卡在旋轉門內,玻璃門被關上,大家都爭相走避叫喊,相比五年前,這種恐懼更接近死亡。
兩傘革命時,他很容易找到拍攝對象,跟隨他們到金鐘、旺角佔領區,他們談民主、政制,但這次逆權運動則困難得多,「因為今次係流水式,好難跟得上,大部份人都唔想表露身份,而且無大台,你唔會搵到學生領袖訪問,每人都參與決策,對紀錄片導演嚟講,就會考慮係咪要改變模式呢」。
最讓他擔心的,是拍到的素材會否被政權用作證據檢控示威者,有時在場他亦不敢拍攝。他偏愛以社運作為紀錄片主題,因相信即使是最激烈的衝突場面,也會找到人性化故事。
■記者梁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