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樣子，老舍真也可憐。人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國語討生活。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西裝，破舊得「油光水滑」也沒錢替換。冬日苦寒，也沒錢生暖爐。生活苦哈哈還不算，最不好受的還是處處受中文大字不認識幾個的莊士敦（ReginaldJohnston）教授指指點點。
莊士敦何許人也？各位大概看過《末代皇帝》，記得宣統的英文老師比得．奧圖麼？他的「正身」就是莊士敦。據寧恩承一九七○年在《明報月刊》發表的兩篇文章所說，老舍在東方學院任教期間（1924-1929），莊士敦給了他許多麻煩，「他不會什麼中文而硬裝蒜（？）作中文教授。」

看官，事有湊巧，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出身的卜立德（DavidE.Pollard）教授剛好看到寧恩承這兩篇文章，在《香港文學》寫了〈老舍「窮而後工」嗎？〉一文，澄清了寧恩承文章中的一些錯誤。原來老舍的「頂頭」上司不是莊士敦。莊士敦是三十年代才上任的，其時老舍已回國幾年。第二，單以他在學院的待遇而言，老舍並沒有受到歧視或排擠。他受聘時只有二十五歲，學歷是師範學院畢業，年薪250鎊是合理的。他的同事E.D.Edwards女士，受聘倫大前，當過瀋陽女子師範學校校長，也是拿250鎊底薪開始的。
寧恩承在文章說老舍年薪350鎊。從上引數字知道，寧恩承可能記憶有誤。卜立德要說明的是，老舍拿250鎊年薪，在二十年代的倫敦過活，絕不寒酸。他先在老舍1929年的小說《二馬》找證據。李子榮在馬先生的店裏打工，每天八小時，周薪三鎊。溫都姑娘在帽舖工作，一星期得十六先令。
寫《一九八四》知名的GeorgeOrwell，1934年出版了一本小說，主角在一廣告公司當會計，周薪三鎊。後來升任撰稿人，加薪至四鎊多，自認已達到小康之家的生活水準。1929年英國官方的「貧困線」是一星期兩鎊，勉強可以養活夫妻二人和三個孩子。老舍年薪後來加到三百多鎊，因此絕不用吃西北風。老舍在五十年代榮封「人民藝術家」。這可能是他的朋友寧恩承刻意描述他在英國受「歧視」的理由。老舍1929年約滿，學校給了他八十鎊旅費，他在歐洲暢遊三個月才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