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藉高官問責制為港府的施政注入新思維,港人應是樂觀其成的。局長的對象也不應只局限於商界人士,但能夠在「估領袖」遊戲中上榜的,只有少數一兩人非來自商界,所謂注入新思維,可能仍是殖民地時代重商主義的老調,分別只是現在來得更直接而赤裸。
難以請動商界精英
商界精英當然不盡等於社會精英,但他們能晉身精英階層,當然個個挑通眼眉,精於利害得失的計算。看通了中央非董莫屬的心意,他們有機會的話自然都會做個順水人情,造就高票當選。但要他們走上前台,與政府或特首同一條船,問題就可不同了。要在未來五年洗擦掉特區政府負上了的政治負資產,任務艱巨。而且,要這批被禮遇慣了的精英放下身段服務政府和市民,還要動輒被一批從來不被看在眼內的「民意代表」為難,所要付出的勇氣和承擔,可能已遠遠超出他們的界限。
因此,據說特首還不能成功游說心目中的人選加入政府,一點都不令人意外。雖然距離七月還有一段時間,人選也不需要在制度拍板的同時確定,但可以肯定,到頭來三司十一局的人選,絕大部分仍會是公務員,除了已入局的梁錦松和梁愛詩外,肯放棄本身事業而加入政府的,應該不會多過三人。
一旦果如所料,一度對問責制有盼望的難免失望。不過,這一情況其實是十分順理成章的。特區的政制設計,根本沒有吸引精英投身的誘因,除了少數覬覦特首位置的有心人外,精英階層根本不需要走上前台。代理着他們政治利益的人多的是,中央政府對他們也往往禮遇有加,要影響或「參與」港府的施政,根本就不需要這麼「重本」。
權力格局依舊不變
高官問責制可以令行政權力更為集中,也大大加強了特首個人在施政過程中的主導角色,但行政、立法機構間的不協調不會因此而得到解決。社會與管治集團之間也沒有因此制而建立新的介面,有沒有商界精英的加入都不會觸動香港社會原來的深層權力格局。
香港的政治能否有突破,還是要從政制改革開始。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鍾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