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商界老前輩約我跟他吃午飯聊天。他喜歡中環那家吃西餐的海派老字號，早年跟安子介先生一眾大名大姓的人物天天在那裏吃午餐，各坐各的固定餐枱，餐後喝啡咖的時候偶然轉枱子聊兩句，經濟政治民生三五句話遞一個眼色彼此心照，仰頭一笑而別。我正是在安先生的餐桌上認識這位前輩，記得那天座上還有紡織月刊的宋凱沙先生。老前輩這十來年退隱山居，絕迹鬧市，非到悶得慌了才約人出來一敍，說是讓朋友曉得老朽還在紅塵邊緣。
這天，他喝完清湯忽然掛上一臉嚴肅對我說：「中環剝落了，真的！」聽到這樣一句斷語，我的理解是老人家懷舊情切，眼前種種橫看豎看都不是記憶中的當年繁華。他不同意，說是他這句話絕不帶絲毫浪漫色彩，而是一句事實的陳述：經濟下沉，買賣蕭疏，租金儘管下調，好多商行還是搬離中環搬到更便宜的區域甚至工廠大廈裏去。這是客觀環境上的變遷。更飄渺的蛻變是老前輩那一代人退下去了，下一代的接棒人教育背景和價值觀念已然跟上一代不同，不幸又遇上回歸以來的不景氣，精神面貌顯然加倍的不復舊觀了。「李國寶說那個管保安的女高官跟他不是一個class，說的也許正是這種微妙的疏離，也是KarlMarx說的一種alienation。」老前輩說。「中環已經沒有了我們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glitteringprizes！」他的眼睛泛起薄薄一層朝露，彷彿晚夏晨光中的一池殘荷。

　李國寶是老前輩跟新一代之間的中間一代人，心裏還迴蕩着傳統商人和社會活動家的一些守則；管保安的那個女高官倒是站在仙人掌上踮起腳後跟在採星星採月亮的回歸新人類，滿心是侍妝丫鬟細細瑣瑣的計量。至於新一代的中環人，我認識的也不少，恆常擔憂他們在經濟低迷的氛圍裏不自覺的變成只會看人臉色的門房。看着老前輩使着刀叉慢慢吃着磁盤上那塊鮭魚，我想起安先生當年稱讚他一生低調沉實的作風，說他是最地道的聖約翰大學高材生。
那樣的教養畢竟屬於非常遙遠的金粉世代了，跟我剛來香港的六十年代穿梭在中環的港大精英一樣耀眼。老前輩雖是商人，人文修養很深厚，英文極好不說，八十年代一度發憤細讀《胡適文存》，給我抄了一句胡先生一九四六年就任北大校長的演辭，說他讀了很感動。胡適說：「我在抗日戰爭時期，對於國家的貢獻，實甚微末，雖然做了幾年的駐美大使，但是沒有替國家借過一文錢，買過一枝槍，甚感慚愧。」
老前輩這次見面還在說，胡先生那番話是最自負的謙辭。「做官做得像他那樣實在夠委屈的了，」他說。「香港那個管錢的高官前些天跑出來亮相，市民還在譏諷他是垃圾蟲，我倒覺得多餘了。那麼大的官做了那麼不體面的事而不必下台，旁人再去理會反而損了自己的體面！」我說，台灣小說家黃春明在宜蘭鄉下堤防上看到一種爬藤類的乳白色的花，很漂亮，問了好幾個鄉下人才問出那花的名字叫「垃圾花」！老前輩聽了仰頭大笑而別。
（圖）吳青霞一九五二年仕女圖成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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