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過花甲不曾言休，他同樣不曾想過，為別人度身訂做西裝，也有被音樂人度身訂做寫歌紀念的時候。訪問當日「阮氏洋服」店內，《天衣》的詞人王樂儀說起她和歌手王嘉儀、李拾壹及音樂錄像製作人Henry等九十後一起探訪阮師傅，「就像我們用不同方式繼承他的手藝。」記得一個人有許多方式。不少駐港英軍司令的名字藏身香港大小街道，如灣仔盧押道、紅磡加士居道、尖沙嘴金馬倫道等。眼前的阮邦冠頭髮已半白，量身尺繞過淺藍襯衣衣領垂落雙肩，當他談及自己兒子Alex時會靦覥，而聽他說起在軍營的日子則滔滔不絕。
「我15歲開始跟上海師傅做洋服，因為讀書不行嘛。兩三年間打散工，而母親在石崗軍營附近有家雜貨店，軍人常來光顧，漸漸軍部方面知道我會做衫，問我有沒有興趣到赤柱兵房當裁縫，那時是1977年。」本來英軍軍營的軍服由印度人打理。軍部發現印度人把工作外判給華人裁縫，便乾脆聘請華人。軍部出一份合約，每兩年續約一次，要親自到添馬艦的駐港英軍總部簽約。「第一次入赤柱兵房，軍部特別派兩個士兵當作保鑣。」言下之意是怕印度人懷恨在心。

在軍營當裁縫和一般裁縫實在不同。工作朝十晚六，其間完全沒時間偷懶，像為軍服縫鈕釦，他和另外兩個裁縫一看堆積如山的鈕釦，得用上整個星期趕工。一直忙，直到上司命令他們立即放工為止。「一個軍營六七百人，他們每人起碼有六七件軍服，縫好鈕釦起碼40分鐘。而且英軍每兩年調防一次，其間又要花時間適應他們的文化，甚至要教他們到哪裏買家具，幫他們融入香港生活。」
他們縫紉軍服和軍服上的軍階。「一劃」是準下士、「兩劃」是下士、「三劃」是中士，還有「鬼王」Warren officer class one。「鬼王是散兵阿頭，官階不算高但是權力很大，真正鬼見愁。」他說除此之外，軍靴、洗衣、理髮都由幾個裁縫包辦。新來報到的英軍還會把自己帶來的二手西裝交給阮邦冠修改。他從中學會更多歐洲西裝的裁剪，還有過奇遇。曾經有個軍人請他改衣，傾談間他發現對方姓氏是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竟是該國的王儲阿洛伊斯（Alois）。
「不少年輕軍人家境頗富裕，他們發自內心為英女皇效忠而自豪。」阮邦冠說那些來自不同地區的軍人帶來不少有趣故事，和他們聊天總能開拓眼界。軍部曾傳召他們幾個裁縫到添馬艦，問如果把制服上的英女皇皇冠改作男皇冠，需要多少時間。老一輩香港人常唱「查理斯王子」的童謠，阮邦冠暗忖莫非王室有變？翻閱報紙又不見相關消息。他們後來再到添馬艦講解修改制服的細節，問對方「幾時開始」，對方卻不置可否，最終不了了之。
「那是80年代末發生的事，我想連香港也有動靜，英國應該有了安排才是。然而當時軍中很多傳聞，因為回歸將近，連軍隊幾時撤出也有不同說法。」他記得，1994年軍部終於確定撤軍安排。同年他便離開赤柱兵房，在中環街市的購物廊繼續營業。23年後，他應大館的邀請到來營業。
在阮邦冠把他的故事說給我聽之前，兩個年輕音樂人王嘉儀、李拾壹、詞人王樂儀便聽過一遍。他們是社企「Every Life Is A Song一個人一首歌」的十組學員之一，他們找到阮邦冠的故事，以音樂與影像等方式呈現出來。Henry是《天衣》的音樂錄像導演，這首歌以阮邦冠和他兒子的感情為主題。他回憶拍阮邦冠持針縫紉的時候，動作很輕很柔，不經意已經做好一連串動作，「我着阮生慢一點，捕捉其穿針引線的姿勢，慢慢就見到有種溫柔在其中。」
溫柔是他們對阮邦冠的共同感覺。王樂儀在3月訪問他，當時他和他的兒子坐在一起，「他說起軍中經歷，也談及他和兒子的關係。我發現他們的互動已經是一條好重要的線索，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份。他靦覥沒說，我覺得這不需要說出口。」王嘉儀則說，比起一直與別人透過社交網絡溝通，能夠有機會面對面認識一個人，走進他的世界，在洋服店內，和阮邦冠日常又實在的會面，是她的榮幸。她記得李拾壹花兩小時已經寫好曲，他們後來重聽副歌的部份︰「在飛吧/成長吧/去呼喊」，才發現這段旋律與車衣機開動的節奏相似。「我們在和阮生的交流中感受到他的氣質，也將這份氣質帶到錄音室裏。」李拾壹補充。

「這個計劃源於我和詞人周耀輝的一餐飯。我們一直想用創作嘗試與社會有關的主題，相信音樂有着商業社會尚未發掘出來的功能。我們一個寫歌一個寫詞，忽發奇想，不如創辦一個計劃來為別人的生命寫歌。」馮穎琪是「一個人一首歌」的發起人之一。她說老人家是社會上任何時候都充滿智慧的群體。當大館的職員聽過她的計劃，提起剛剛在6月搬進大館的阮邦冠，遂有《天衣》的誕生。
王樂儀認為，這個計劃可以透過與不同被訪者交流，在建立關係的過程中找到一些感覺反省自身。「之後九組學員也用不同方式去繼承他們訪問的老人家的故事。他們的生活裏有好多物事支撐住，令他們繼續相信生命和生活，我很開心可以參與其中，感覺自己也慢慢找到在這個城市走下去的信念。」

採訪：陳銘智
攝影：黃奕聰、黃智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