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國執政變天前後，很多人考慮是否留下，或離開。當時國民黨腐敗令人痛恨，對共產黨也是摸不清，知識分子對此爭論不矣。

對平民百姓來說，離開家鄉是艱難決定，也不是人人可做到。接近香港的廣東地區，部份不信任共產黨的，攀山涉水走難到香港，這便是我們的上兩代；也有部分有錢人，很多來自上海，其中之一是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1949年將創辦的「中國航運信托公司」由上海移到香港，這當然是對共產黨不信任之舉。

知識份子中，最為人熟悉的是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他不信共產黨，1949年決定從大陸坐郵輪逃難到美國，經蔣介石多番遊説，1958年才答應到台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安度餘生。

當年亦有所謂的「政治素人」，藝術評論大師傅雷便是屬於這一類人，他是鋼琴家傅聰的父親。在蘇立群的《傅雷別傳》有一段以下的記載：

「1948年，很多上海的知識分子即將面臨共產黨的新政權⋯傅雷那時及表示不想離開上海，在一次於傅家的朋友的集會上，大家又提出了這個問題，很多人想立即走到香港或台灣去。傅雷說了一句話，朋友們都愣住了。他說：『要我走，我不走，你們也不要走。』說着，他把事先備下的一包包的毒藥放在每個人的面前，『要走還不容易！』」

結果呢？堅持「和理非」的傅雷，1966年9月3日，抵受不了文革的折磨，與妻子朱梅馥雙雙服毒自盡，傅雷時年58歲。

作家老舍、鄧拓，胡適的門生清華大學教授吳晗、音樂家顧聖嬰等等，文革期間都選擇了這條不歸路。

或者看看兩年前病逝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1989年他當時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因為北京的局勢，4月22日10萬名北京大學生佔據天安門廣場，劉曉波在美國按奈不住心情，他當時説，「這樣我怎能面對國內前所未有的學運而逍遙海外呢？既然不能不關切，既然按奈不住，就應該實實在在做點具體事，就是回國看看，也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論都要過癮得多。」因六四坐監年多出獄， 之後亦受邀請到西方國家，但未考慮過移民當地，2008年因起草《零八憲章》被判11年，可說是死在獄中。

近日在社交平台，讀到很多香港出來示威的年輕人自白，「若人人都移民，香港便難以抗爭了，所以我要留下來。」有少女隨家人移民海外，但對於香港的抗爭行動，如火燒心，徹夜難眠，所以自己回流返回香港。

有些人從來無想過離開，有熟悉泥土的氣味，有常見的面孔，有習慣的食物，有自己的語言；有些人因經濟能力或病痛問題，或家有老人，無法離開；有些人就是不想離開，這是自己的家，沒有任何理由。

看見黑警8.31太子站的恐怖無差別襲擊市民，命令救傷人員面壁，政府開始大規模抓捕，警察性騷擾女示威者，示威人士被秋後算賬、炒魷或公然被黑社會打，被捕示威者有異常的骨折，企業相繼跪低，身邊的朋友慢慢在社交平台噤聲，白色恐怖充斥香港，朋友間都問，「走或留？」

其實這是沒有對與錯。有些香港人是被迫走，如林榮基、黃台仰；有些只是嚮往外國的生活，到外地闖闖而留下；有些是隨家人移民；有些是為了下一代的教育；有些是認為香港已不是從前的香港，22年來印證一國兩制不可行而離開。

二百萬人上街，30多公里手牽手人鏈，三個多月的抗爭，已經將海內外的香港人連在一起，無論在香港或海外，「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最重要是留住條命，才能攜手抗爭，發揮香港人本色，「Be Water!」

悠然自「德」｜作者簡介

李禾德

資深政治記者，曾任職亞洲電視、香港電台、壹週刊及美國自由亞洲電台。現長居美國首府華盛頓附近的海邊小鎮，過著簡樸的鄉村生活。對新聞工作仍有團火的她，眼見中美貿易戰開炮，鋒煙四起，稿癮發作下再重拾筆杆，與壹週刊讀者隔岸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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