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角一家旅館的大門口匆匆握別，厦門來客滿頭的蒼蒼白髮在黃昏的秋風中更顯得乾枯，臉上的縐紋淺淺縐出幾筆內斂的世故，幸好微微翹起的嘴角始終抿着無盡的寬容。十五的月光在鬧市華燈的燦爛裏分外朦朧：「好好玩玩那二十幾款朵雲軒的信箋。」他說。「文革前收的，幾十年來我都捨不得用，送給你，算有個歸宿了！」顧先生溫文的語音喚回遙遠的思念，彷彿為那個失落的年代輕輕圈上一個句點。
他父親是我父親那一代人，早歲漂泊南洋，立足南洋，死在南洋。他十幾歲到北方讀書，娶了一位江浙閨秀，在杭州教書教了好幾十年，前年風濕嚴重，帶着老伴回厦門長住了。「不要心存太大的指望，」他指了指旅館房間裏茶几上的一份報紙說。「二十三條立不立法都一樣，要來的終歸會來，怕只怕特區政府矯枉過正，嚇破了人心嚇走了資金。你們的這幫高官畢竟是政治娃娃啊！」那天，顧先生還給我帶來了一本新印的《花花朵朵罎罎罐罐》。他是沈從文迷，常說沈從文是典型的中國讀書人；沈從文的滄桑是共產制度下中國讀書人典型的滄桑：在「思」的閹割和「信」的蠻橫下，沈先生做出了高潔的自贖。

記得是一九九五年的秋冬兩季，我細細讀完了沈先生那部又厚又重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心頭交織着釋然的憾意和黯然的喜悅。憾意，那是緬念沈先生一九四九年之前寫的四十多本小說和散文；喜悅，那是祝福沈先生一九四九年之後變成了一位文物研究專家。國族的劫難像冬夜裏的一陣陣冷風，吹破單薄的窗紙，吹得書案上的淚燭忽明忽滅。沈從文五十年代寫給一個叫吉六的青年作家的信上說：

　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或因情緒內向，缺乏適應能力，
　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一個「思」字出發，此刻
　卻必須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
　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的結果。

在沈從文的認知裏，「必然的結果」考驗的是絕處的翻身，那已然不是法律所要處置或規範的舉措了。在極權統治的思維裏，一法之立與一法之廢乃至一法之罔顧，往往只繫縛於當權者一念之仁或一念之惡之間，手持天秤和劍的蒙眼正義女神的形象只是虛幻西方的虛幻理念而已。我當然明白顧先生勸我不要心存指望的深意了。
那天夜半翻看他送給我的那一叠信箋，時光交錯穿梭，人事浮沉如夢，我隱約望見張愛玲《金鎖記》裏的情景：幾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紅黃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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