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沙士後,北京提出自由行政策振興香港經濟,2003至2009年香港市民較接受自由行為香港社會帶來的正面效益。但自2009年自由行擴大及深圳推出一簽多行政策後,自由行對香港的負面影響(如水貨問題、北區民生等)逐步浮現,去到2012年更發展成為「驅蝗行動」。
踏入2015年,原本已平息的驅蝗行動再次興起,而水貨問題亦由上水蔓延到屯門、元朗以至沙田,在後佔領時代及因水貨行動聲勢比以前浩大,參與者的行為亦更「勇武」,引起社會大眾關注。
社會上的主流意見亦支持檢討一簽多行政策,不同政團提出不同建議,由取消一簽多行至「一簽X行」比比皆是,最終北京在梁振英述職約3星期後提出收緊新一簽多行簽證至一周一行,反水貨運動真的觸動了北京的神經嗎?而北京「順從民意」的政策背後究竟又有多少考慮因素,本文為此一一拆局。
反水貨行動的影響 後佔領時代香港政治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和理非非的傳統泛民力量對80、90後新一代的號召力及影響力正在下降,取而代之者均是傾向勇武抗爭的新一代政治團體。它們的共同特徵是有強烈的本土意識,以保衞香港人利益及核心價值為主要政治訴求,反水貨運動的壯大以至引起中港兩地廣泛關注正是由於組織者目標明確,手段勇武使然。假如北京及特區政府坐視不理,新一代社運團體在80、90後中得到更廣泛支持,香港政治發展將朝更激烈抗爭方向邁進。
除了反水貨運動標誌着新世代社運團體崛起外,其壯大亦反映出水貨問題對香港民生造成嚴重影響。香港是一個有700多萬人口的城市,生活日用品入口數量以至經營模式以城市內需為計算基礎,當水貨活動大規模展開後,香港日用品市場不單要應付本地700萬人的內需,更要兼顧人口以億計的南中國市場,香港的銷售規模根本難以應付,因而衍生各式各樣問題如供應緊張及價格上漲,影響本地居民的生活質素,因此反水貨運動在香港有巨大的活動發展空間。
假如水貨活動的經濟效益能滲透到社會主要階層,即滴漏效應明顯,香港市民對水貨活動的容忍度相對自然提高,但事實上水貨活動只惠及相關產品的批發及零售商,而負面影響卻須整個社會來承受,社會上自然出現強烈的反響,以至出現支持「正常經濟活動」者及支持「優先保障香港市民生活質素」者之間的明顯分化。去到運動後期更出現元朗鄉紳與反水貨運動人士的正面衝突,社會出現明顯分化。
反水貨運動不單引起香港社會的廣泛討論,亦觸動了近年極富民族主義情緒的大陸人強烈反響,與《人民日報》屬同一系統的《環球時報》更以評論文章公開指摘香港的反水貨運動,大陸網民亦對此大肆鞭韃,大陸出現一般強烈對香港市民不滿的氣氛,中港矛盾以至本土意識與國民身份認同之間矛盾進一步擴大,一時杯葛到香港旅遊消費聲音此起彼落,甚至有省市停辦自由行簽證,2015年中港矛盾更加熾熱。
直至最近,在國際旅遊機構的評分中,原本是旅遊之都的香港赫然成為世界第4、亞洲第1對遊客不友善城市,雖然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的直接作用已今非昔比,但對於香港人對旅遊業的傳統觀感仍是一次巨大衝擊,亦反映出反水貨運動對香港國際形象的負面影響。
北京推一周一行背後的思維 回歸18年,北京盡量放手讓特區政府處理香港內部事務,甚至佔領運動高峯期北京也甚少直接介入,不過反水貨運動以至自由行政策涉及中港兩地關係而且審批權在大陸一方,特區政府的活動空間相當有限,除了平息香港內部民怨及向北京反映情況外,特區政府手上的籌碼少得可憐。因此,中央無法袖手旁觀。
面對香港不同政治團體對一簽多行的種種建議,北京並沒有向建制派賣賬,反而待特區政府向北京反映情況後不足一個月內,將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收緊幅度相當大,亦符合大部份香港市民期望,就算反水貨運動組織亦只能將北京新政策視為「成功爭取」的勝利外,難有更多批判及活動空間,北京這種做法無疑為特區政府以至梁振英面上貼金,亦反映出中央支持特區政府施政,不單對香港全體市民,亦對建制派內不同聲音作出一個相當明確的訊息。
除此以外,面對香港廣泛民意要求檢討一簽多行政策及重視水貨問題上,北京亦擺出一副尊重民意的態度,只要香港市民在社會民生問題上出現明顯的決定傾向,而特區政府與民意立場大方向一致,中央會尊重香港民意。而且中央會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承受能力而作出「合理」的政策決定,當北京的政策能令特區政府解困同時又能令市民滿意時,特區政府以至中央的民意支持度自然上升,有利2015年度內推動2017年政改計劃。
如前所述,後佔領時代標誌着新一代社運團體的誕生與崛起,它們的成功主要由於香港人近年本土意識抬頭,「自己香港自己救」,假如中港之間矛盾越演越烈,本土社運團體就更容易主導當中議題,以「我衞我城」來爭取更多年輕支持者,勢力將會越來越大,今次北京修改一簽多行政策,一方面符合香港民意期望,同時亦減低了即時的中港磨擦;另一方面,本土社運團體面對北京政策的逆轉,除了表面上慶祝達成目標外,長遠而言它們失去了能主導及爭取更多支持者的社會議題,失去了北京這個大反派,本土政治團體的發展步伐勢將減慢。
2015、2016年的香港在北京眼中需要穩定,一方面經過2014年佔領運動後香港需要癒合當中的社會撕裂,另一方面2017年的政改亦不容許香港再出現2014年下半年的政治運動,否則2017年的香港政治以至社會民生將相當難過。正因為這種情況,北京任由中港矛盾發酵對大局百害而無一利,在社會民生議題上對香港民意作出讓步,為特區政府提供透透氣的空間,對香港社會未來一、兩年的穩定以至2017年的政改皆有重大意義。
最後,中央相當自信香港過去十多年經濟發展大不如前、卻仍能勉力維持現狀全靠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持,即所謂背靠祖國的好處。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社會強調中港融合所帶來的壞處,中國熱錢對香港投機活動火上加油,以至水貨活動嚴重影響香港民生;但從另一角度分析,當北京收緊自由行政策,減少對香港經濟的投資,再加上大陸內部經濟發展的最新變化,如投資更國際化(「走出去」)、國民旅遊地點以至消費模式的改變,對香港經濟又會造成甚麼衝擊?對北京而言,由一周一行開始逐步減少對香港經濟的支持,亦可令香港市民理解到中港經濟融合的重要性,以至中國對香港經濟發展的意義,令大家在討論中港融合以至中港矛盾時能提出更中肯理性的觀點,不至於完全抹殺中國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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