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逸指，要在中國文壇成功，比能力更重要的是關係，「你看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得主都是靠關係的。」有一些朋友勸她回中國寫小說，楊逸斷言拒絕，「他們說寫一個很賺錢，我說我不寫！我在日本能站着說話，為甚麼要為一篇小說而卑躬屈膝？」能出版《時光浸染》，也歸功於日本自由的土壤，「在中國，我寫了，能出嗎？」她又稱在日本生活多年，習慣說真話，「說一句謊話，對心靈是多大的打擊，你知道嗎？我為甚麼要受這個罪？」
中日之間的鴻溝，也見諸於教育。楊逸在大學任教職，她說日本的大學收取留學生時，需要確認學生的日語能力是否可以撰寫論文，更特別強調論文不可抄襲，而中國學生的抄襲比例，遠遠高於其他國家，她認為中國教育的特點是教孩子說謊，導致中國學生剽竊成風，「在中國甚麼叫好學生？家長去送錢就是好學生，中國教育不止教師一團糟，學生也是一團糟」。她以花來比喻，「即使那盆花開得很燦爛，但你看它的根，從根源都爛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