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以還,二戰未起,舊禮教的約束下降了。上海於是出了一個張愛玲,而今天回顧,創作上,當時的中國出現了一點火花,不大的,但可以見到。跟着是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再跟着是什麼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作品要論「思想」正確,也要講「政治」內容—十七歲的楊曦光只因為寫了一篇有思想的文章而被困坐牢十年—皆不堪回首。
最近在著名拍賣行的刊物中知道,自解放後到八十年代後期的數十年間,小小台灣的畫作比大陸的高出相當多。台灣的文化思維也不能與歐洲的相提並論,但可觀的作品不少。九十年代起,國內的畫作有起色,今天不少值得收藏。這可見中國有的是個大文化,有厚度,只要傳統的框框略為放寬,思想減少了政治的左右,生活有了改進,先天的智慧就出現在作品中。
愚見以為,無論科學、文學、藝術等創作上,一個國家以人口比例算太不成話,經濟怎樣富裕也說不上有大成。中國的人口那麼多,歷史那樣久,而數千年前的青銅技術與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這些大本錢怎可以全都輸光了?讀歷史,知道統一管治中國難於登天。可能是這個原因,對創作大事壓制的禮教與科舉框框就形成了。不能說沒有波濤:糊塗的宋徽宗就曾經把中國的藝術文化救一救。
今天看中國,儘管經濟、政治、司法等各方面還有不少沙石,但歷史見不到比今天有更好的形勢。考慮到各種困難,我對北京的管治難以苛求,也相信他們要改進人民生活的誠意。然而,二十六年的開放改革不是短時日,而從人口比率看,重要的創作還是少得可憐。是把思想教育改為創作教育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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