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中共建政伊始，公安部就頒布了《城市戶口暫行管條例》，一九五八年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從那時起，中國人就被人為地劃分為城市人和鄉下人。這種世界罕見的城鄉二元戶口安排及城鄉人口隔離制度，是以官方文件、法律和制度的形式超穩定地固定下來的。正是這種人為的二元隔離制度，加之中共建政後長時間地對農民實行的財產剝奪政策，令中國今天的城鄉差別高距全球榜首，在人均財產方面，城市人是農村人的二十至三十倍，在人均收入方面，城市是農村的六倍，而城鄉差距僅次於中國的非洲莫桑比克，同類差距僅為三倍。
巨大的經濟差距和人為的身份差異，造成對農村人的身份歧視，也導致了農民工今日的慘況。改革開放後，內地當局放鬆了農民入城打工的限制，但戶籍制度的改革至今仍是說得多、做得少。農民工受欺負只因他們是貧窮農民，來自農村，僅靠「暫住證」棲身，在城市裏做的是最粗重的工作，領取的是最微薄的薪水，由於他們的身份不同，在住房、醫療、教育和安全保障方面，都在當局的保護網外，因此，易受歧視，也自然成了無良僱主的欺凌對象。
胡溫新政以來，對弱勢群體的關愛之聲日漸響亮，但人們看到的無非是一齣齣逢年過節慰問、捐錢捐物之類的舊戲碼，即使是總理親自為民工討薪之類的表演，對億萬農民工的困境也沒有根本的幫助，甚至還發生慰問者送的紅包，轉身就遭包工頭剋扣的荒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