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港人案」案過後，盧思位的律師生涯宣告終結。接受《蘋果》視像專訪時，他難掩心中黯然，「肯定是做不成律師了」。他解釋，他還能提供一些法律服務，包括法務諮詢，以公司員工身份出庭作民事案件代理等，但要再涉足刑事案已很困難。他只希望中國40多萬名律師中，有更多人走出來幫助弱勢，化解社會矛盾。

談到日後的生計，盧思位反倒風輕雲淡，他坦言收入會減少，不做維權案，生活還不至於出問題，「這麽大的市場，糊口還是挺簡單的」。他說：「只是從做律師轉型，心態上（會）有個適應過程。」

「我看到可憐的、弱勢的人，心裏就不舒服。」盧思位說，弱勢不在於財富，任何人都可成為弱勢，「你是犯罪嫌疑人，就是弱勢；在醫院躺在手術枱，也是弱勢，身份是可轉換的」。而12港人，在他眼中就是弱勢。他續指，原以為偷越國境只是簡單案件，為港人辯護，正好也是內地向港人展現司法透明的契機。「我們律師就是按照法律為他們爭取辯護權，而他們的權利是否得到充份保障呢？這個事兒，大家都看到了。即使他們（官方）說他（被告）委託了其他律師，我作為家屬委託的律師，我也有權核實，這是法律，是邏輯，有時候要講天理。」提到案件，盧思位難免激動。

盧思位多次提到自己脾氣不好，「跟家庭教育有關，我父親是地道的農民，對子女很粗暴，我捱打也不少，然後我叛逆心重，脾氣容易被點燃。我會先跟你講道理，但道理講不通，我就要火起來了」。盧受12港人之一的喬映瑜家人委託，但在當局阻撓下卻連當事人都未見過，其間少不了爭吵。「你就發現他們不講法律，惡意解釋法律，那我就提高分貝，就吵起來了。哪個律師也不願意跟公安、檢察院吵架。百分之九十九的律師要吵架，都是因為辦案機關有問題，律師是弱勢，跟你吵架是沒辦法，不得不吵。」

在農村長大，盧思位見盡貧苦無助，「我知道窮人家的艱難，我考上學校，生活才算體面」。他回憶大學二年級，讀到美國民權律師克拉倫斯·丹諾（Clarence Seward Darrow）的作品，盧思位折服於丹諾為弱勢勞工辯護的普世情懷，「我希望做這樣的律師」。

盧思位說，內地常有一些燒巴士、殺小學生之類的事，「事件背後是一個人的絕望，他的不公和怨氣，沒有解決，最後只能對更弱者下手。那麽這個社會上每個人都不安全」。個體權益即社會尋公義，他強調，「我把他（弱勢）拉到法庭上來，讓他對法治有信心，說難聽一點，我才是真正的維穩啊！」

維權亦「維穩」，但盧思位的「維穩路」很不順。他記得第一次受官方施壓，是2012年代理拆遷案，當事人遇襲，「腳被砍斷，頭上有兩個洞……賠了100多萬（人民幣），但這個人就殘廢了，我是覺得不夠，一個健健康康的人……」盧思位有點兒說不下去。

盧思位這幾年跟進過無數案件，有些人得知他被釘牌，還特意送錦旗給他以示支持，但他卻覺得自己所做的事效果不明顯。他睜大雙眼問記者：「你去過北京嗎？國家信訪局門口，人多得把你嚇死！」

訪民被粗暴阻撓屢見不鮮，維權律師同受打壓，《2019中國維權律師年度報告》統計，該年至少有210宗律師被侵害權益個案，涉及71名律師，其中7人被吊銷律師證。盧思位指，對於自己因協助「12港人案」而失去律師資格，他沒有絲毫後悔，「只覺得遺憾」，遺憾的一方面，是覺得沒能見到當事人；另外，對於未能再以律師身份幫助弱勢，他也心有不甘，「如果沒吊證（釘牌），我還能幹個十來年，現在就這麼出局了。」

他認為，國家一定要走向法治，只有這樣，老百姓才安全，執政者也能安全，但「官方總覺得我的苦口婆心是居心不良」。對於內地法律界，他唯一的願景是希望更多律師走出來，「我說你們有能力的出來做一兩件（維權案）。40多萬律師，每人每年一件，一年40萬件，能化解多少社會矛盾？」

對香港人，盧思位坦言近年內地與香港確實有隔閡。他認為，兩地有許多可互補之處，而香港有許多文明沉澱，包括法治精神，值得內地借鑑，他寄語港人多與內地做民間交流來彌合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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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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