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是港人關注重心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因為非典型肺炎的出現而竟然被人淡忘。是不是這些言論自由的價值觀可以不再重要？二十三條通過以後，再有類似事件發生之時，新聞是否還可以一如今天自由報道，自由批評？筆者難解這一個疑問。就如中國與香港的疫情，香港報刊的報憂不報喜做法，港府不高興，中央更不高興，龍永圖更斥之沒有社會責任。二十三條之後，傳媒那種爭相發掘故事，各搵內幕的做法，還可以這樣自由嗎？
這本來不屬政治敏感的議題，亦不涉國家防衞與安全等大問題，但明顯國內的傳媒沒有大幅報道的自由，以致疫情被隱藏，被淡化，民眾因為不知情，只是信政府的官方說法，疏於防範，於是「死了唔知乜事」。香港抗炎若然成功，傳媒的功勞其實大於政府，因為傳媒令到人人警醒小心。

筆者擔心的是新法例沒有加入所謂「公眾利益」作為抗辯的理由，記者若是得到中央與香港特區通訊的資料，知道政府有心隱瞞事實，加以披露，就有刑事責任，到時我們還可以有現在的資訊自由嗎？看看國內的情況，大家心中有數。
順帶一提，疫症爆發以來，有不少普通公務員向記者提供內幕消息，甚而公開打電話到電台大數政府內部的行政失誤，利用傳媒反壓政府。這在筆者當小公務員的八十年代，是不可思議的行為；而就是在今天，很多人觸犯了《官方機密條例》而不知不理。要知道，我們所享受的自由度，是我們勇敢不懼惡法的結果，保持這類勇敢，比阻止二十三條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