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2|見證京戒嚴前 內媒最自由的3天 老報人:香港現況差過六四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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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內容)「首都新聞界:我們想說真話﹗別逼我們造謠!」1989年5月4日,六四鎮壓前的一個月,內地新聞界史無前例參加首都遊行,聲援因發表悼念胡耀邦座談會內容而被接管的《世界經濟導報》。隨着民運的發酵,及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新華社等官媒發表對抗爭者的肯定,在戒嚴的前3天,內地傳媒得到中共建政以來最自由的3天,但在國務院總理李鵬下令戒嚴後,事態惡化,六四血腥鎮壓,把中國新聞自由一度出現的曙光抹殺。
32年來,當年參與遊行、三度入獄的高瑜雖已年屆七旬,仍堅持說真話,主戰場放在Twitter,談到恐懼,她說:「害怕有甚麼用?」時任《世界經濟導報》(下稱《導報》)記者寄語香港傳媒,若要堅持,做好長期準備,堅信新聞自由將能重臨;因六四被重判13年的改革派報社骨幹關心香港、關心《蘋果》,認為一旦《蘋果》被取締,意味香港完全失去自由。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血腥鎮壓。時間推前一個月,5月4日,那一天的北京,很多大事發生,五四運動70周年,學運開始約半個月,趙紫陽指矛盾應透過協商解決,卻被視為與鄧小平、李鵬將學運定性為有人煽動的動亂的「4.26社論」(《人民日報》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唱反調;那一天,五四大遊行,多家大學學生自發組織遊行,內地新聞界也史無前例地拿起「欲說不能」、「我們都是欽本立」等標語參加遊行。
欽本立原是上海《導報》總編輯,《導報》在4月24日以5版刊登悼念胡耀邦座談會的內容,令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大怒,欽本立遭撤銷職務,《導報》亦被接管。這也被稱為「《導報》事件」。
「當時《世界經濟導報》的同人從總編輯到每一個編輯、記者和辦公室、經理部的員工們,人人滿腔激情、全心投入。」時任《導報》駐京記者的張偉國今年六四前夕接受《蘋果》書面訪問,「當時心心念念的是:通過中國的新聞開放,為千難萬阻的政治改革擠開一條門縫,希冀『進一步進十年,退一步退十年』,在大潮湧起之時,我並沒有感到害怕恐懼!」
《蘋果》上月聯絡當年參加遊行、現仍在中國的前新聞從業員,「因為今年是六四32周年,可以做一個訪問、說一下歷史嗎?」「甚麼32周年?」「六四,89年的六四。」「不行、不行,不方便。」然後電話就掛掉了。
北京獨立記者高瑜當年也有參加五四傳媒遊行,她接受了《蘋果》的訪問:「那會兒我認為中國逐步開放的。像辛亥革命前後的思想的大解放,不光是壁壘分明的討論,整個的學界、知識界帶動,包括市民階層。」
時任國民黨旗下《香港時報》記者的蔡詠梅當年也在北京,她還記得那年5月,大陸的新聞界的生氣:「除了學生非常活躍,第二就是新聞媒體,因為當時你知道學運發生前,還有《經濟導報》事件,所以這個新聞媒體,他們非常非常的活躍,同時是兩條線。一條是學生,另一條是新聞要求實現新聞自由。」
《導報》還是在當年5月8日停刊。張偉國指:「《導報》當年打『擦邊球』,不但中共上面會有人來警告,而且數次被外經貿委,或上海市委派工作組進駐整頓。」
現年77歲的高瑜,過往的六四周年前後都會「被旅遊」,今年預計她要住院做手術,所以也不用「被旅遊」。電話那頭的高瑜有話直說:「現在形勢比六四的時候還壞!」問起她1989年的歷史,她說:「鄧小平從改革開放開始、復出後……開放成果逐步消失……干擾又來了!」說到這裏,通話開始出現雜音,高瑜也懶理干擾,繼續說她要說的:「最後導致了六四,用流血結束了10年的改革。」
高瑜本是中新社記者,1989年被調到《經濟學周報》(下稱《周報》)副總編,北京的《周報》和上海的《導報》被視為兩大「改革派報章」。
蔡詠梅憶述,學運一開始發生,內地媒體對於學運的報道只能打擦邊球,「不是完全不報道,就是打擦邊球,比方說,趙紫陽的五四講話,就會報道得很大。」翻查,《人民日報》在5月中前,都未曾以學生為主體去報道學運,只能以趙紫陽回應帶出學生訴求,像是5月8日的頭條,「趙紫陽會見土耳其客人時指出中國將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通過解決學生提出的許多問題加強民主法制建設」。
到當年5月17日,內地記者一度以為見到曙光,終能如實報道,不用再打擦邊球,因為當日《人民日報》刊登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的書面談話,由於表達出來是政治局常委的全體立場,之後包括《人民日報》都加大力度報道學運、遊行,報紙頭版刊登醫護在天安門廣場救治絕食學生的照片、電台播出各界對學運的聲援……從5月17日至19日,後世指這是中國新聞界最自由的3天。5月18日的頭版為「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 今晨到醫院看望絕食病倒學生」、「首都各界百餘萬人遊行聲援絕食請願的大學生」。
領導人將學運定性為有人煽動的動亂的《人民日報》「4.26社論」。
蔡詠梅作為國民黨設在香港的報社的記者,她見到大陸傳媒那幾日終能客觀報道學運,作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決定:「我還給我們報館打過電話,『絕食的新聞就不寫了,你就去抄新華社吧。』第一次,因為我們是國民黨的報紙,從來不用新華社的稿。在那個時候,就幾天,幾天時間,當時中國大陸出現了短暫的新聞自由。」
直到5月20日,李鵬簽了戒嚴令,短暫的新聞自由盛宴逐漸落幕。戒嚴後,新聞界也有上街支持學運,報界還是以自己的方法在堅持,「 以《人民日報》為例,從戒嚴第一天開始,《人民日報》就在頭版推出專欄『北京戒嚴第X天』,以現場報道的方式向全國及時傳遞北京最新動態,一直堅持10天。被取消後又先後推出『天安門廣場即景』、『六一天安門廣場一瞥』兩篇報道。」張偉國說。
《周報》到了21日,仍在呼籲當時的政府正視民眾的訴求,當日4版內容與民運直接相關,並刊登評論員王軍濤的文章「寫於大學生絕食第五天」:「任何人都無權對這場學運作出政治判決」。王本獲委任為《周報》的副總編緝,但由於他在70年代辦過被取締的改革刊物《北京之春》,身份敏感,故其職務被頂替,但他也留在報社繼續工作。
在六四鎮壓的前一天早上,高瑜已經被抓了,「我被抓的時候是第一個,除了鮑彤…他們是5月28日被抓的,他們是官員,我是作為知識分子。」身為傳媒,因為信念而被捕,但32年過去,她仍然堅持,並在反思,「那場運動是一生最重要的經歷,我現在還在思考,為甚麼一次屠殺,是中國說的『殺他20萬,保20年平安嗎?』」
《周報》在六四當天依然發文勸喻政府,「武力和武力威脅是對付敵人的辦法,用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往往不能奏效……」但武力鎮壓還是出現。
一周後的6月11日,《周報》也停刊,「主要是我們介入1989年民主運動。」王軍濤對《蘋果》說。當時王軍濤和時任《周報》總經理陳子明被北京指是六四的「幕後黑手」,二人被判刑13年,王軍濤1994年保外就醫後,前往美國;陳子明則至2002年才獲釋。
經歷過追捕、入獄、流放,王軍濤受訪時一直說不需要感慨:「我沒那麼多感慨,我就知道共產黨那麼壞。」王軍濤訪問中較關心的是現在,指如果《蘋果日報》真的被取締,甚至連網上版都被禁,到時候就意味香港已完全失去自由,「就跟大陸一樣,外國的企業也待不下去了。」
張偉國六四後入獄20個月後到美國。高瑜被囚一年多後獲釋,之後在1994年和2014年兩度被捕,分別被判監6年和7年。高瑜現在活躍於Twitter,仍為不平發聲,「你害怕有甚麼用?」她堅持自己要說真話,「我說的是真話,是心裏的話,而且是事實。」高瑜也十分關心《蘋果》,「現在唯一能代表香港的言論自由……我是每天都在關注你的報紙。現在最後的割喉,把《蘋果》真正的搞掉,就是割喉。」
蔡詠梅經歷過文革、見證過六四、居住於現今的香港,對於恐懼,她指該堅持的就堅持,「歷史很難會預料。黑暗是無法想像的,也沒想過蘇聯會倒台。」張偉國則認為香港的新聞界已很盡力,他相信真正的「新聞自由」終會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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