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制訂反分裂法有三大原因：胡錦濤、溫家寶的權威還不足以壓服內部的鷹派，只能制訂反分裂法作為妥協；美國的台海戰略由模糊趨向清晰，而美國經常祭出台灣關係法來抗衡北京，故北京也需擁有自己法律架構解決台灣問題；陳水扁上台後，台灣的「去中國化」步伐加快，制憲、公投的可能性愈來愈大，北京對此卻無可奈何，反分裂法則可奪回主動權。

對岸「去中國化」攻勢壓力大
胡溫上台後，面對對岸一波又一波的「去中國化」攻勢，中共內部、解放軍軍方群情洶湧，「愛國主義」情緒高漲，令中共最高層承受很大壓力，這跟當年江澤民上台初期的情況相似。一九九五年，江澤民開始全面掌權，此時李登輝獲美國發出簽證，到母校康奈爾大學訪問。中方作出最強烈抗議，甚至召回駐美大使，仍難以壓下內部的反彈，江每天收到八百封解放軍軍官要求作出強硬回應的信。最後，江澤民下令在台海試射導彈，才能壓住這些鷹派聲音。
現在，胡、溫等新領導層上場不久，還沒建立一言九鼎的權威，不能壓服黨內外要求對台強硬的呼聲，只能順勢而行。制訂反分裂法，雖然令他們失去部份決策的空間和彈性，卻可以反客為主，從台灣手上奪回部份主動權，遏制台獨步伐。
而且，陳水扁的台獨動作不斷，聲言要在九六年進行公投制憲。
面對對岸的挑戰，胡溫手上的牌並不多，只能一味退卻，從堅持以「一個中國」作為兩岸復談的先決條件，退到最近的底線：只要陳水扁願意回到「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則甚麼也可以談。「一個中國」的先決條件，已悄然代之以更具彈性的「九二共識」。反分裂法可讓北京奪回部份戰略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