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鮑爾斯生得早,沒有趕上互聯網黃金期,否則《日子》的日記體最適合在面書發表,每天即寫即貼,附加圖片和私家音樂片段,痴心粉絲必定色授魂予。這種三合一包抄形式,令我想起新馬版《學生周報》,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有一個時期封面號稱「文藝專題」,一首詩或一篇短散文,配上沙龍攝影作品和包括五線譜的歌,大受文青歡迎,我有幸生逢其時,吃過蛋意猶未盡,還膽粗粗喬裝母雞,騙取稿費買書買唱片看電影,不折不扣血汗工廠童工,未成年就嚐到經濟半獨立的甜美滋味。《日子》寫於八七至八九年,正是我在倫敦假公濟私逛書店發現他的時候,一本讀完又一本,昏昏沉沉跟隨他在陌生的北非遊花園,九零年貝托魯奇把他成名作《情陷撒哈拉》搬上銀幕,電影不好看,但文字忽然有了香噴噴的肉體,也算功德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