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不是為了找資料，恐怕不會知道索樂文（Richard Solomon）已於今年3月逝世。研究中共政治文化，應該讀過他的《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 毛的革命及中國政治文化》。索樂文師承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白魯恂（Lucian Pye）的中共心理及文化分析學派，師徒研究中共父權領導及統治關係，在美國的研究中共學者當中自成一派。索樂文另一著作《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 中國談判行為》受到的是另一種的關注，然而提到他的研究成果，始終是專研毛澤東及中共文化更為人重視。

2017年將盡之際，湖南紀念毛澤東的活動，夾雜在索樂文去世的資料當中，不免讓人想得更多。《華盛頓郵報》有關索樂文逝世的訃聞，引述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評論，指索樂文的著作提供極為寶貴的洞察力：毛澤東如何把共產主義改變成為其激烈性格的寫照。已歸道山的白魯恂和索樂文沒能看到今天另一波的紀念毛澤東思潮，未能撰文分析其中因由，至為可惜。不過，白魯恂在麻省理工學院指導的另一位博士生謝淑麗（Susan Shirk）仍在加州大學任教，去年她在新加坡一個場合討論中國政治制度時提到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說明了缺乏監督的個人專斷對統治的風險，又指鄧小平的集體領導制度做得不足。謝淑麗1971年在研究院念書時曾到訪中國，可能是現時在世的美國學者當中，少數在七十年代初已造訪那時美國社會所稱「紅色中國」的人。

在這年去世的還有美國卡特政府時代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波蘭猶太裔地緣戰略學者，對蘇聯恨之入骨，為了擊潰蘇聯，布熱津斯基1977年進入白宮後，全力推動美國與中國結盟對付蘇聯。如果說，尼克遜訪華是美中聯盟的第一步，布熱津斯基力促美中建交則是漫長的過程最後一着。北京視布熱津斯基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布熱津斯基去世，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表聲明「沉痛哀悼」，又稱「中美友好合作事業不斷取得新的發展，將是對布熱津斯基最好的紀念」。晚年的布熱津斯基依然以聯合中國為職志，2015年底，他在國際戰略研究中心表示，中國可以在中東問題上給予美國幫助。然而《紐約時報》對布熱津斯基的功過則是另有評說：「他低調鼓勵中國支持柬埔寨殺人如麻的波爾布特政權，唯恐蘇聯支持的越南佔領柬埔寨。」

在今年酷夏7月，我們失去劉曉波。憶念劉曉波，並非純粹因為他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而是他倡導的非暴力公民運動，「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得到的卻是與個人力量相比強弱懸殊的國家機器打壓。在九年牢獄生涯以及人生最後階段受到的對待，劉曉波在中國就像是一根針落在深海那樣無聲無息逝去；之後草草火化灰撒大海，遺孀劉霞自此未見公開蹤影。在劉曉波人生的最後時刻，只有少數外國表示關注，其他如美國，「中國人權狀況」的工具性表露無遺，特朗普一字不提劉曉波，折射出國際政治的殘酷，亦在側面勾勒類如布熱津斯基的現實主義仍是刻下大勢所趨。不同的是，布熱津斯基當年欲借助北京對抗莫斯科，如今則是特朗普意藉北京解決北韓核危機，一買一賣，世態炎涼盡見其中。

2017年是傷感的一年，但是舉目遠望，潮落潮起，皎皎朗月，人們沒有對未來悲觀的理由。個人來說，心有所感的是今年離我們而去的以下一些人，包括12月2日去世的日本六十年代民歌歌手端田宣彥。他的「端田宣彥與鞋帶合唱團」膾炙人口歌曲《風》，說的是一個人獨在旅途上，在回首從前的剎那，看到只是冬風吹落黃葉。歌曲勉勵人們在逆境中無畏地往前走，在日本進入高度繁榮期的前夜，《風》當年成為年輕一代面向未來的自我期許。
（節錄，全文將於明日蘋果論壇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