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星期五寫〈錯過史學家的約會〉，朋友讀了給我傳來《紐約時報》書評版另一篇《InterestingTimes》的書評，作者是ChristopherHitchens。我旅居英倫的整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馬克思主義似乎已經純粹是一門學術課題，學術界出現過不少套用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和社會批判，現實政治和理論政治的領域裏反而少見馬列思維或共產思潮。我和我認識的英國朋友縱然愛聽象牙塔裏一些新左派的聲音，EricHobsbawm那樣的老共我們一向只寄以淡淡的敬仰和溫溫的同情：在美蘇意識形態對峙的殘冬年代，霍普斯保恩那樣的西方人物只能在交界線上獨自生火取暖。
果然，Hitchens的書評說，霍普斯保恩這部回憶錄並不諱言他感染了他自己很不喜歡的懷舊鄉愁：他懷念老英國的腳踏車和爬山和廉宜的住宿和工人的團結；他懷念歐洲的知識伙伴，懷念HenriLefebvre和ErnstFischer；他甚至嚮往尊重AntonioGramsci的老意大利，緬念一九五○年代他旅居美國的歲月，那些動人的鄉村爵士音樂，那段反麥卡錫剿共狂風的流浪生涯。

受了胡金銓那時期在英倫搜集資料研究老舍的影響，我一度讀了不少老舍在英國的材料，也跟我認識的許多華裔老倫敦談過老文人在老英國的老歲月。我治事處裏的龍先生深信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九年老舍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書的那幾年，旅居英倫的中國知識分子跟流亡英國的歐洲知識分子同樣感染了「意識形態水土不服的慢性病」。龍先生甚至相信這些老舍們都患了「想像的被歧視狀況」，「其實他們在英國的生活並沒有他們說的那麼不堪」。
我在倫大亞非學院的論文導師DavidPollard教授碰巧竟證明了龍先生說的話。他在新一期《香港文學》上那篇〈老舍「窮而後工」嗎？〉裏說，老舍「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寫的小說《二馬》反映了相當普遍的種族歧視，但他後來說，『像故事中那些人與事全是想像的，幾乎沒有一個人一件事曾在倫敦見過或發生過。』」。以我作客英倫多年的經驗，龍先生的論斷我並不完全同意；老舍對於受歧視問題的前後說法有出入，我也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赤裸裸的種族歧視我沒有親身經歷過；婉約的種族區分在英國倒是常有的現象。從英國知識圈裏域外人的心態看，像霍普斯保恩像老舍那樣的知識分子在英國的寂寞感孤獨感比受歧視的委屈感其實更深沉。老舍的寂寞感和孤獨感要比霍普斯保恩的寂寞感和孤獨感更深，那也是可以斷言的：他畢竟多了一層種族的異化現實。
老舍在英國的經濟狀況曾經是寧恩承和胡金銓都很留意的問題。卜立德教授說，老舍進東方學院才二十五歲，學術資格不高，年薪二百五十英鎊；他的同事EvangelineEdwards比他大十一歲，住中國六年，當過師範學校校長，也拿同樣的年薪，可見學院是能省錢就省錢，「不是故意佔外國教師的便宜」。說到底，老舍身邊只要多幾個像卜立德中文那麼好的英國朋友，他的倫敦歲月一定舒泰得多了。
﹙圖﹚溥雪齋《晚山奇觀》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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