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啟聰的辦公室位於旺角通菜街某商廈。二百呎？也未必有。塞滿堆積如山的唱片，剩下的空間，大概只夠容納一個人。一個人，夠了，由他出版的音樂雜誌，由攝影到採訪到寫稿到排版到聯絡廣告客戶到搬貨去唱片公司，全部由他一腳踢。雜誌已面世32年。

看黃啟聰的雜誌，有歌手專訪，有碟評，有唱片業消息，密麻麻一片字海。仍然有廣告。「收費很平，兩三千有一版彩色印刷。唱片公司也知道落了廣告不會賣多十張唱片，只是互相支持。蝕錢是不會蝕錢，但每個月要賺一萬元當人工也不可能。」年過六十，還是繼續做。「因為我堅信文字大於一切。音樂，不只用來聽，更要閱讀。拿着唱片，看着歌名，看着設計，才會入到心。」別人笑他太瘋癲。他說，是有點愚蠢，愚蠢的事，做得時間夠長，便偉大。
撰文：方俊傑
攝影：黃雲慶

黃啟聰童年時住在油麻地，既是住家也是工廠，為藥油包裝，由小到大對住一班工人。「工人愛聽收音機，我好早習慣聽電台節目，國語流行曲、粵曲。直到認識一位由越南過來香港的工人，他很有心，帶了幾十隻英文歌黑膠唱片過來。我每日去他居住的閣樓聽歌。他搬走時，將唱片連同唱機送給我。我便開始沉迷。」那時60年代，真有點王家衛《阿飛正傳》的浪漫色彩。

住在油麻地有個好處，附近是廟街，沒錢買正版，買翻版錄音帶也方便。再不是，每日錄低電台節目也可以。開個app便有幾億首歌任揀的我們，不會理解原來想隨時隨地聽首心愛歌曲也有難度。

「到我讀中三，留班，時間多了，開始買外國音樂雜誌閱讀，慢慢算有點皮毛的音樂知識，便試試走去投稿。第一次有稿件被刊登，是某議員用來推廣社區活動的刊物，專程開了一個欄目給我寫碟評。那個年代，沒有網上資訊，閱讀風氣好好，好多人喜歡看樂評。我去街邊唱片檔，畀三蚊，叫店員將歌曲錄入錄音帶，我手抄唱片的資料，當自己擁有隻碟，便可以不斷投稿。」

當時最受歡迎的年輕人讀物，叫《年青人周報》。一九七七年，英國樂隊Queen推出收錄《We Will Rock You》、《We Are The Champions》的專輯《News Of The World》，黃啟聰寫了一篇碟評寄給《年青人周報》，一收即用，在最顯眼的中間拉頁，開了一個叫「Manfred’s Column」的專欄。黃啟聰的英文名叫Manfred。因為，他很喜歡一支叫Manfred Mann’s Earth Band的英國樂隊。

「我終於覺得自己是個真真正正的樂評人。」全盛時期，他試過同一時間為接近15份雜誌撰寫專欄。「稿費不多，寫一篇可能只收十蚊。還要被拖數。」如果在學生時代，不差，是全校唯一一個賺到外快的學生，有足夠財力請同學飲茶。當成全職就未免夢幻。「屋企的生意開始穩定，我可以稱得上沒有後顧之憂。」

他最心儀的，從來是《年青人周報》。「它教曉我，文字大於一切。圖片只會放在小小角落，只不過次要。」他在《年青人周報》當兼職編輯，月入三千。一做做了七年。「公司會請我去英國看The Smiths的演唱會，讓我有機會訪問Steven Morrissey。偏偏有一次，我有病，入醫院住了兩晚，撞正羅文開演唱會。我找朋友代我睇騷，我靠他的覆述交了篇稿給《明報周刊》。《年青人周報》的老闆見到，覺得我扮病，炒了我。」時為一九八四年，歌舞昇平。

被辭退後，還憧憬有一日回歸。黃啟聰放棄其他同類刊物的邀約，轉投一份叫《偶像》的雜誌。顧名思義，賣點就是大大張偶像明星的玉照。「文字越多，錯的機會越大。圖片越大張，錯的機會越少，賣得越好。我還是堅持訪問歌手的篇幅要夠長。」

神女有心。現實是《年青人周報》早早找了其他人頂替黃啟聰的位置。碰巧舊同事文雋自立門戶，找黃啟聰合作。「他真名叫黃文俊，英文名Manfred Wong。跟我一樣。」那時，文雋的正職是電影編劇，黃啟聰找出儲落的稿費，每人夾十萬，開了《第一線Headlines》雜誌，在上海街租寫字樓，請了五位員工，一個星期出一期。「我想出免費雜誌，放在唱片舖任人攞，有知名度，自然找到廣告。文雋說簡直不可能。」兩年後，文雋覺得搞雜誌沒有前途，退股。拍電影做經理人，總有前途過以山寨廠形式經營出版業。

一開始的時候，成績不錯，每期印二萬份。「我去發行的貨倉點算賣剩的雜誌。發行商給我一支噴漆，要我打記號，我才發現根本未開封。他們沒辦法完全發行出去。我才決定辦免費雜誌，自己發行，親手拎住一箱箱雜誌去相熟唱片店派發。印七千幾八千份，派得好快。」免費的，取代收費的，軌迹沒有變過。

周刊，變雙周刊，最終變成月刊。還是撐下去，直到今日，歷時超過30年。HMV清盤了，Hong Kong Records也快將結業。黃啟聰不是沒有氣餒過。「35歲時，我為十幾份雜誌寫稿。那時，交稿，要親自拎份稿拎住唱片封套去出版社，每日來來回回，體力上好辛苦。想過不如回家賣藥好了。第二次，大約十年前，市道很差，網很旺，做雜誌的速度一定及不上，也想過轉型。我old school，以前是『唔做呢樣，唔識做第二樣。』現在是『唔做呢樣，仲有無人繼續做？』一開始的時候，寫樂評，不為賺錢，只想免費取得唱片，一個星期寫一篇，一年有五十二篇，便有五十二張唱片，心滿意足。慢慢，一年攞到五千張唱片，搬屋的時候，要銷毀兩萬張黑膠唱片，足足花了好幾日。到現在，每個星期，收到的唱片，不會多過五張。已經變成使命感，希望把雜誌放在唱片舖，鼓勵樂迷去一轉碩果僅存的唱片舖，也不再考慮把雜誌放在其他渠道。」

想推動樂壇或者唱片業，也可以與時並進採用較有效率的方法吧。例如把唱片評論讀出來拍片放上網做個KOL。黃啟聰又不是沒有出鏡經驗，他曾經在有線電視當過四年主持。「以前在有線YMC台，批評劉德華批評王菲，鬧得好厲害，結果惹來唱片公司的高層不滿，電視台也有壓力。今日，唱片公司開明了，同一種方法，可能work。我也有試過買攝錄機拍低自己，自己也接受不到。我根本連網上串流也反對。把整張唱片放上YouTube，扼殺了多少人？為乜呢？雖然不用花費，但你會有心機聽？在文字和影像之間，我還是選擇文字。」

堅持己見，難免要接受從高峯滑落。「低潮？市道有低潮，我沒有低潮。我沒有試過一期找到20萬廣告，便不怕跌到只有兩、三萬。我每個月只需找到一萬幾千廣告費，足夠支持我的興趣。幸好我在1993年用82萬買了這個寫字樓單位，我未試過蝕錢。當成興趣，沒期望，便好；當成生意的話，跟人比，無得比。」

跟黃啟聰同期出道的樂評人，大概有十幾二十人。來到今天，當然全部也轉行。偶爾會在演唱會碰頭。「我覺得他們好多也離不開，好想繼續做，繼續寫。可惜，我不可以給他們版位。一來，我沒法提供稿費；二來，我想保持雜誌的連貫性和風格，不接受外稿。一想到這裏，會讓我覺得很滿足。」

黃啟聰的辦公室，收藏似博物館，隨手一觸，便找到David Bowie在1983年於香港開演唱會時留低的親筆簽名唱片封套。最近，他還愛上在網上搜羅古物，珍品更多。只是，擺放方法比較似童話故事入面的寶藏。即是亂放。

最珍貴的，其實放在腦海。訪問陳百強，陳百強為了洗頭恤髮遲到一小時的往事，歷歷在目。「我太太以前在EMI當秘書，我上去取唱片，跟她認識。她接觸很多音樂，但不聽歌。我每次聽到好歌，好開心，會跟她分享，她不明白，覺得我好儍。但我好清楚，我做甚麼決定，她都支持我。」

陳百強早早不在，David Bowie也不在，連黃啟聰最愛的Queen，主音Freddie Mercury也不在。為工作需要，黃啟聰仍然聽新歌。「九成半也不好聽。尤其香港樂隊，根本未成熟，只不過不斷聽外國歌，將不同元素放埋一齊，以為很豐富，但沒有連貫性，四不像。」黃啟聰一直溫文爾雅，突然有火。「幾年前，唱片市道最差，信和唱片店的老闆打算放棄。我跟他說：『你歷史悠久，如果連你也不做，大家就更加無希望。』你們說我是做得最長的一個，我覺得自己是最last的一個。Last到幾時？來到如今的年紀，可做可不做。我就是不捨得。」說時，仍然一臉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