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眾人皆醉，還是自己發神經，這些日子老是覺得自己對學問的看法與眾不同。好比最近在這裡發表一連三篇與賴斯商榷的文章，自己認為重要。網上客諸多批評我無所謂，但學術行內的君子們怎可以不知道我是發現了一個金礦呢？
搞新制度經濟學搞了四十多年，可謂專家矣。今天，這門學問參與者眾，但為什麼精彩如中國的制度改革，有興趣的只有我一個？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範疇內，有誰可以想得出比我在《中國改革要順流而下》指出的更重要的研究話題呢？歷久以來，行內朋友認為我對經濟研究重要性的品評自成一家，難逢敵手。難道我是患上了前所未聞的老人品味失憶症？
正在自嘆懷才不遇，讀到阿康在《壹週刊》發表的《凡稅必反》。天旋地轉，難道又是自己發了神經乎？阿康可能受到佛利民說的「凡是減稅必贊成」的影響。但六十年代初期認識佛老時，他的主張不是減稅，而是減政府支出。後來見到支出減不成，就轉為主張減稅，認為如果減稅政府支出非減不可。有時對，有時錯。今天的布殊總統減稅，但支出上升，龐大的赤字財政也。

財政司長唐英年要取消遺產稅，阿康力捧，但唐司長可沒有大手削減政府支出（要大約減三分之一才能回復到香港昔日的國民收入的百分比）。遺產稅鼓勵資金外流，徵收費用高，取消應該考慮。有趣的是，教過阿康的布格南是主張加重遺產稅的。原因為何讓讀者猜猜吧。
不管什麼名稱，所有政府收入都是稅。香港的牌照招標、壟斷權益、土地出售，等等，皆稅也。古時的中國與歐洲，「租」與「稅」是同義的字，是人民出錢購買政府服務。像購買任何服務一樣，人民當然希望價廉物美。我不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但認為政府的服務一般不值那麼多錢，也不認為政府要慷他人之慨，把納稅人的錢花在搞得浪費明顯的社會福利及公立醫療、教育等事項上去。但這是政府之過嗎？還是壓力團體的分餅仔效應呢？阿康的老師布格南為此大罵民主投票，罵了數十年了。

當今之世，政府的徵收五花八門，而經濟學分析哪種稅有哪種不良效果，老生常談，皆淺見也。稅不可不抽，而怎樣抽法是由壓力團體與政治局限促成的。明智之君考慮易抽為上，但不容易守得住。昔日的康熙皇帝試以「丁」算，是經濟學者高舉的人頭稅。不成，於是「攤丁入畝」，轉為近於後人亨利．佐治的單一地稅，也不成。我們的孫中山先生拜佐治為師，更不成話。近代英國鐵娘子戴卓爾夫人試圖推出人頭稅，險些掉了自己的頭。可見抽稅這回事，是由政治因素促成的。改變了政治制度，抽多抽少，怎樣抽，會跟着變。我們不容易把抽稅引起的不幸歸咎於一個或一組執掌政權的人。
還是欣賞阿康那麼拜服昔日的香港財政司郭伯偉。此君主張的不是凡稅必反，而是簡單的稅制，加上政府花錢愈少愈妙。市場可以做到的，政府儘可能不幹——這是郭老的座右銘。沒有人不同意此君大智大慧。但不要忘記，昔日香港的政制不同：作為財政司郭老是個大獨裁者。
阿康高舉民主投票，又凡稅必反，豈非互相矛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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