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經過多個月的諮詢及反覆討論，特區政府顯然仍然不了解公眾為何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有這樣大的疑慮，以致它誤以為作出了一些枝節上的修訂就能平息市民憂慮，甚至不需要再作第二輪公眾諮詢。然而這樣的想法不僅錯，而且錯的厲害，因為公眾憂慮的不僅是具體建議過份嚴苛，他們更擔心在缺乏足夠制衡、足夠的制度保障下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將會大大增加政府的權力、將會大大增加行政機關以及執法部門濫權的機會，令市民的基本權利及自由得不到保障。

政府濫權機會大增
正如我們過去多次指出，西方民主國家雖然也有訂立國家安全的法例，但由於這些國家的政府都由民主選舉產生，他們絕不會輕易動用這些法例賦予的特殊權力，更絕少出現濫權的情況，以免受到選民的質疑及唾棄。相反，香港的政制距離民主化甚遠，市民根本無權、無法有效監察政府的運作，更不要說因它濫權而把它換掉，也就是說，市民根本缺乏政治制度上的保障以防止政府濫權。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該匆匆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令政府濫權的機會大增呢？
此外，獨立的司法制度、獨立的法院本來是保障港人自由及權利的重要屏障，但自從三年前特區政府提請人大釋法，推翻終審法院的判決後，這個屏障已不像以往穩固。行政機關已隨時可以因為不滿法院的判決而提請人大釋法，扭轉法院的決定；特別是國家安全涉及的是中央與特區關係，人大常委會更有可能行使權力。這樣下來，法院怎能再作為維護公民自由及權利的有效屏障、怎能再作為防止政府濫權的「守門人」呢？當法院也無法有效約束政府的權力時，怎麼還應該藉着《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把更多權力交到政府手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