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論再生緣書後又書後 | 劉偉聰

蘋果日報 2018/03/19 15:45

WONDER劉偉聰

書海是迷魂陣,是 labyrinth;書書相互叩鳴和應,漣漣漪漪,時而 duet,時而 concerto;書緣是故事。
先有乾隆之世薄命才女陳端生寫彈詞小說《再生緣》,迄上世紀五十年代中,物非人非而有陳寅恪先生因讀《再生緣》而寫《論再生緣》:
「寅恪少喜讀小說,雖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獨彈詞七字唱之體則略知其內容大意後,輒棄去不復觀覽⋯⋯中歲以後,研治元白長慶體詩,窮其流變,廣涉唐五代俗講之文,於彈詞七字唱之體,益復有所心會。衰年病目,廢書不觀,唯聽讀小說消日,偶至再生緣一書⋯⋯」
「偶至」云云,雲淡風輕,是寫實耶?抑抒懷耶?
越數年,即一九五八年,余英時先生人在哈佛,「偶自友人處借得海外油印本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一書」,一夕讀竟,猛然有所會心,「引起精神上的極大震盪」,撰成《陳寅恪〈論再生緣生書後》,刊於是年十二月號香港《人生》雜誌上,從此開啟了一段余先生陳先生「後世相知或有緣」的故事」,於今剛好是一個甲子,有情無情,無涯有涯。
近日一位賢妹遠飛普林斯頓,拜訪余先生,我乘機央得賢妹為我帶去余先生書二冊,恭請暨荷索題簽,略還心願。此時也,一位友人居然送我一冊香港友聯版《論再生緣》,一九七○年八月再版本,品相無恙。我從未收得此卷單行本,夤夜翻着翻着,歡喜歡喜,偶翻至頁六十九,見陳先生引《再生緣》第玖卷第叁叁回,首節略云:
「這正是,光陰如駿馬加鞭,人事似落花流水。轉眼中秋月已殘,金風爭似朔風寒⋯⋯欲著幽情無著處,從容還續《再生緣》。」
不算是「興亡還恨」,只算是流水落花春去也,陳先生在天上,余先生從容安好人間。
那年月初讀余先生《書後》,讀的版本是收在時報初版《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証》的那篇,已是文章刊於《人生》雜誌後的二十多年。那時除了陳先生的詩存,沒看過多少陳先生的書,還沒有讀過《論再生緣》,因此讀《書後》之際,總覺得看到聽到的俱是余先生語,那時最愛讀余先生《歷史與思想》,深知史學大家貴乎曲徑通幽的 empathy,如影隨人。隔世相知,豈屬偶然?
《論再生緣》中陳先生明明道出這種 empathy:「寅恪讀《再生緣》,自謂頗能識作者之用心,非泛引杜句,以虛詞讚美也。」余先生在《書後》引過此節,旋下一轉語,自注云:「今英時草此文亦猶先生之意也!」
《論再生緣》用心着意處,昭昭明甚,讀者絕難錯過,然而,我多年來總有一問:《論再生緣》於陳先生著作中應屬文義顯豁的一部,不比先生詩存,滿滿乎古典今典,暗碼雲端,故我略疑其文體文意間(尤是後半截綜論《再生緣》之思想、結構與文詞),果尚有剩言餘義,堪可觸發余先生的知音知言?
初讀陳先生《論再生緣》,乃收於《寒柳堂集》卷首者,較諸香港友聯版已多出了長長的一篇《論再生緣校補記》,還有寫於一九六四年卻敢笑傲江湖的《論再生緣校補記後序》,其前半截略云:「論再生緣一文乃頹齡戲筆,疏誤可笑。然傳播中外,議論紛紜。因而發見新材料,有為前所未知者,自應補正。茲輯為一編,附載簡末,亦可別行。至於原文,悉仍其舊,不復改易,蓋以存著作之初旨也。」陳先生文中「初旨」約有二端,既是自傷亦是傷世,先是「至若『禪機蚤悟』,俗累終牽,以至暮齒無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是道哉!」;繼是「再生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於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之也。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舉此一例,可概其餘。」那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另一變奏。
余先生《書後》更出機杼的是:「今英時不辭譏罵,欲為陳先生強作解人。頗疑陳先生欲使之再生者不徒為《再生緣》之本身,其意得毋尤在於使《再生緣》得以產生及保存之中國文化耶?」誠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挪移解作「中國文化」焉。
這一轉折不可謂不曲折,我曾拿《論再生緣》快讀慢讀,終看不出這一層轉折來,多年後讀到余先生《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証•書成自述》方始了然:「顧亭林曾有亡國與亡天下之辨,用現代的話說,卻是國家與文化之間的區別。我已失去國家,現在(一九五八年)又知道即將失去文化,這是我讀《論再生緣》所觸發的一種最深刻的失落感。」果如是,則上述轉折並不囿於《論再生緣》文本,而是文本與讀者的時代和心境冥契暗合,遂有會心。那是余先生得脫暴秦魔掌之後,在自由國度裡深惜陳先生遭「俗累終牽」之無可奈何,更推而暗傷亡天下之憤慨。我輩世代不同,讀《再生緣》終難有《書後》的感懷身世,尤是我甚難認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繫於中國文化,試看《論再生緣》中論《再生緣》思想一節,即云:「則知端生心中於吾國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皆欲藉此等描寫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後百餘年間,俱足驚世駭俗,自為一般人所非議。」適足見「獨立之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之不相侔也。
余先生自然不可能不察,然而他的閱讀和他的《書後》正是受着他的「時代經驗」的啟發,這一重意義在余先生一九九○年為金春峰《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所作序文中說得最是明白:
「『時代經驗』所啟示的『意義』是指 significance,而不是 meaning。後者是文獻所表達的原意;這是訓詁考證的客觀對象。即使『詩無達詁』,也不允許『望文生義』。 Significance則近於中國經學傳統中所說的『微言大義』;它涵蘊着文獻原意和外在事物的關係。」
《壹週刊》紙本結束,其 significance繫於世代讀者的不同時代經驗,小欄《開端》一篇寫過,我跟友人在一九九○年三月十五日買來第一期,那是我們的年青時代,還樂觀,還自信,跟《壹週刊》的 popular and populist路向絕不風馬牛。往後是由少入壯,由壯歲至中年,由殖民香江到一隅特區,由兩制而陷於一國⋯⋯二十八年間也是希望與失望,冷漠與熱烈之間,於我而言,最終還是失望與冷漠。《壹週刊》紙本的結束也是過去支撐這款雜誌的社經氛圍的有聲告別,由有聲而寂滅,終於收納在我們這一代人的私衷裡,蛻成另一篇《書後》, no wonder but Wonder。
撰文:劉偉聰 - 藏書過萬的大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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