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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難保特色  「留前拆後」成本高

蘋果日報 2019/06/03 02:20

唐樓為群公寓法定古蹟暫定古蹟戰前唐樓

今年年初,位於深水埗南昌街、有超過50年歷史的弧形轉角唐樓「為群公寓」,在丟空近20年後,外牆從灰水泥翻新成帶「土豪金」味道的古銅色。一眾網民狠評其新設計「毫無美感」,更嘆指「一座甚有特色的舊建築玩完」。

身為建築文物保護師,吳韻怡對此也只能無可奈何。「業主未必知道保育是要盡量原汁原味地去維修,而非大規模改動。但只要不是不能逆轉的改變,我們也只能接受。至少它留得低,將來還有機會變靚。」當香港舊建築的生殺大權始終被私人物業發展商和業主牢牢掌控,保育人士也只能「袋住先」,只期盼業主不要把唐樓大規模清拆。

香港保育問題的癥結在於如何讓發展商和業主願意抵受短期發展收益的誘惑,負起保育的責任。全民保育行動成員袁智仁認為惟有大幅度修改《古物及古蹟條例》,才能讓香港保育擺脫長期被動的「捱打」狀態。「現在只能靠好心的地產商或市建局。沒有法例保障的話,講到尾就只能靠人治。」
工程拖延七年 難補經濟損失
曾擔任古諮會委員的香港大學建築保育學部主任暨副教授李浩然卻斷言,訴諸法律並不可行。「直接改例很難,公眾會支持嗎?可能年輕人會支持,但上一輩的人一定會覺得:『搞錯!阻住我發達!保育是浪費金錢、是拖垮經濟!』所以這是得不到社會共識的,不是這一代人可以做到的事。」他認為,要推動發展商保育,除了在規劃上訂立建築物高度限制、禁止區內大型組合發展等措施外,更重要是政府要提供更多經濟誘因。「保育不是要求發展商做慈善,他們都要做生意、要牟利,所以應該想如何將保育納入發展的一部份;而非將保育與發展對立,成為一個零和遊戲。」

李浩然亦認為,現在歐美越益重視企業社會責任,香港發展商也已逐漸改變過往「賺到盡」的心態。「舊有的發展模式已經幾乎飽和。一間有遠見、發展成熟的公司如果要國際化,就要做一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事,而保育就是其中一個指標。這對該公司而言也有好處。」他建議,香港政府在賣地投標時,可引入企業社會責任作為其中一個評分準則,以進一步鼓勵發展商負起保育責任。

事實上,不少香港發展商近年都開始主動寓保育於發展,建於1936年的洋樓太子道西179號就是一例。2007年,大鴻輝集團收購這幢戰前洋樓後,原先計劃將全幢拆掉重建酒店。但古諮會2010年將之評為三級歷史建築後,集團終決定保留該洋樓的前面部份,後面則重建為樓高17層、提供50間房的精品酒店;並把二樓建築部份活化為展覽場地,予公眾和住客參觀。城規會亦因此批准將其地積比率由9倍放寬至10.23倍以作補償,則大約額外撥出200多平方米予發展之用。

然而,這種「留前拆後」的保育工程比全面拆卸重建更為困難。大鴻輝集團企業傳訊經理黃思澐指,除了要想辦法支撐洋樓外牆和支柱,把打樁機運入外牆內的地盤也是一大挑戰,「因後方位置太窄,需要先把打樁機拆件運送到裏面的地盤,再把打樁機重新組合。」為了讓二樓展覽廳保留舊洋樓的原汁原味,在清拆過程亦必須要更為細心。「所有燈掣、木門、窗簾軌、就連每一粒黑白地磚,都是逐小逐小地移除,再全部運送到貨倉。現在建築師還在想如何裝嵌回去。」

由於工序繁複,整個保育工程所耗用的成本遠遠超乎預期。自2010年動工起,集團本來打算2012年營運酒店,但地基工程2015年才完成,「Hotel 1936」終拖延至今年12月才可正式開張。項目擾攘九年,黃思澐指當中花費的成本比拆卸重建估計要多5,000萬元,即使有地積比率轉移為補償,亦難以彌補集團的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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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彰德
下一個保育目標:戰後建築
對於將來能否回本,黃思澐說:「錢用了就用了,公司都沒有打算要追回來。」但她指,未來如有類似項目,集團亦有意寓保育於發展。「當是為公司擦亮招牌。而且舊建築都有它的價值,一間美麗的酒店會有客人;但如果它背後有一個特別的故事,一定更吸引。」

太子道西179號似為香港保育帶來一絲曙光,危在旦夕的戰前轉角唐樓,是否也能有倖存的機會?李浩然慨嘆:「香港幾乎已經沒有戰前建築和小社區了。50年、100年後,香港還可以保育甚麼?還有機會大規模保育的,就是戰後建築了。」古諮會主席蘇彰德甫上任,已決定在完成戰前建築評級後,便着手處理這個新課題。「不再是三層唐樓,可能是高樓大廈、大型屋苑,像美孚新邨、太古城……我們應該以甚麼標準去看待它們的歷史價值?以往的評級制度是否仍然適用?一幢樓宇可能有幾十個業主,應該如何協調?」面對無情的歲月和推土機,保育在香港,需要爭分奪秒。但保留住過去和現在,「就是要為未來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