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警官麥義雲（Ronald John McEwen）手腳被炸至飛脫、全身焦黑橫屍街頭，是經歷過六七暴動的市民最難忘懷的記憶之一。殉職警官遇害照片翌日見報，對警隊和市民造成極大恐慌。大家不禁要問：「今天麥義雲，明天會輪到我嗎？」

1967年11月5日，衝着「香港週」最後一日，左派暴徒從早到晚在港九新界多個地區放炸彈，由清晨五時在長沙灣醫局街，六時於紅磡再散落各區，全天共147枚。

下午7時30分，港共驅使左派學生及暴徒200餘人，先在灣仔莊士敦道向貝夫人健康院方向遊行唱歌，用白油在地上寫標語、叫囂，並掩護放置炸彈。當警員抵達時，有人在貝夫人健康院附近擲出一個炸彈，兩名警員被炸傷。莊士敦道新中華土產公司附近，暴徒由樓宇內投出一個炸彈，兩名警員、一名電車司機及路過女童被炸傷。盧押道口高處，暴徒向警員及記者站立之處投彈。

炸彈令軍火專家疲於奔命，港共的佈置重點卻在銅鑼灣怡和街。

晚上10時多，大批群眾離開大球場。「香港週」閉幕重頭節目花車巡遊完滿結束，人潮往銅鑼灣方向緩慢移動。在大球場當值完畢的香港童軍第80旅成員見狀圍起人縺，阻隔電車軌上可疑爆炸物周圍之市民。節日氣氛沖淡了恐懼，準備乘車及電影散場之人群都以為移動緩慢只是人潮擁擠導致。

14歲的Allan也在往怡和街的人群中，他回憶當晚情景：「有一個外籍督察來到，他泊好電單車後視察環境。看見一個旅行袋寫著『同胞勿近』，上下行電車都無法通行，就將旅行袋移往路邊，突然間轟隆一聲爆炸。我的耳朵好像聾了一樣，燶煙很大，很多人在慘叫嚎哭，他們被炸彈碎片擊傷。督察倒臥在路邊淌血，一隻手和腳不見了。」

這宗造成1死22人受傷的特大炸彈案，除了高級督察慘死，童軍亦被炸穿肚倒臥於血泊中。翌日《大公報》是如何報導的呢？

「銅鑼灣區愛國同胞昨晚向港英法西斯暴行展開大反擊，抗暴傳戰漫天飛舞，巧妙的炸彈把一名英籍警官炸死，另一名重傷。昨晚六時半，怡和街電車路一帶，署名『青少年紅旗突擊隊總司令部』的抗暴傳單，撒了滿街。跟著炸彈陣紛紛出現。反英抗暴的正義炸彈在三處出現。在怡和街口20號對開的電車路中央，放置著一個藍色的手提袋。疲於奔命的『軍火專家』分身不暇，直到十時三十分，有一名頭戴白帽，身穿軍裝的英籍警官乘電單車來到，用繩子縛起來引爆，霎時間驚天動地一聲巨響，冒起濃煙，遍地都是震破的玻璃。但是那個英籍警官已經倒在地下...。」 1967年11月6日《大公報》

通版橫題以炸死炸傷港英軍警為榮為樂，於灣仔空投炸彈更是「再建抗暴戰功」。對見義勇為協助維持秩序而受傷的童軍，《大公報》不忘告誡童軍父母，不要讓孩子去為港英賣命送死。

在左傾狂飆的時代，傷及無辜僅是「革命需要犧牲」，對童軍如是，予無辜市民亦然。

塵歸塵土歸土 警官家屬選擇海葬

麥義雲Ronald John McEwen隸屬港島區交通部，六七暴動前夕剛從水警部門調到岸上。調任前是長洲警署署長，能用頗流利廣東話與和居民溝通。由於親和力足，加上一個特大血紅鼻子，外號叫「紅鼻子」。

麥義雲太太無法接受丈夫慘死，深深陷於悲慟中。她決意離開傷心地，但丈夫四肢不全，若帶回蘇格蘭倒不如就地火化。又想到回老家後「千里孤墳無語話淒涼」，要求警隊安排海葬，位置就在他本來服務的長洲對開海面。

參與海葬的時任總督察劉啟法在《總督察手記》一書記述，出事後10天，即11月16日清晨，他們一行10多人登上了水警二號船，兩名警察福利會的高級代表捧著載著骨灰的黑布袋前來。船開航至長洲以南一浬海面上，向著長洲方向緩緩前進。麥義雲太太病倒了沒有同行。

「警察福利會的兩名代表捧著骨灰袋站在主甲板近船尾處，在他們後面，是由船員組成的一小隊儀仗隊，參加儀仗的十多名代表包括我在內都列隊站在上層甲板末尾部分面向船尾。一切準備妥當，我們全體行敬禮，兩名由警察樂隊派來的號角手吹起了悲壯的號角聲，隨著，福利會一名代表捧著黑布袋，解開結口，將骨灰傾下海中...。」劉啟法《總督察手記》頁136

具親和力的警官慘死，令我反覆思考何謂命運？若出事當晚他等待軍火專家到場，不急於為市民開路，悲劇是否可以避免？一枚爆炸力強大的土製菠蘿刻意擺放在鬧市人群中，且在大型活動散場之際，傷及無辜究竟是那一門鬥爭哲學？

麥義雲1955年剛到警隊時熱愛運動，一臉陽光就像香港的年輕人，響往30歲前出外遊歷，參加「Working Holidays」以勞力換取住宿，辛苦也無悔，對世界充滿憧憬。

他的骨灰就撒在長洲對開海面。一位熱愛香港，不顧自身安危而殉職的警官塵歸塵、土歸土，我們就記住他和同袍這合照，「紅鼻子」麥義雲警官Ronald John McEwen吧！

撰文：羅恩惠 《消失的檔案》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