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我老是想着一個問題,沒有聽到他人提出過。是淺問題,但答案深不可測。我問,中國還是管制紛紛,貪污頻頻,法治平平,但經濟發展怎可以這樣了不起呢?成功只能以效果衡量,北京做對了些什麼?界定資產的權利當然重要,但這方面好些辦得比中國更好的國家,可沒有相近的經濟發展。批評歸批評,北京一定在某方面做得對,對得不得了。好比五十多年前那位乒乓球把我殺下馬來的同學,任何人都懂得批評,但某方面這位同學一定打得對,但對在何處呢?
去年初我想通了北京做得對的主要地方,但只知這地方在哪裡,不知要點。正如知道金礦的位置,但找不到金。為此去年二月十六日我在《信報》發表了萬多字的《還不是修憲的時候》,是幾年來自己最稱意的文章(見拙作《冷靜看世界》一三五至一五六頁)。
不久前我對一位朋友(又是經濟與法律的)說,沒有誰會說美國的制度不好,雖然美中有所不足,但我們怎可以肯定中國的發展不會達到一個更好的制度呢?早些時我對另一位朋友說,中國從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共產政制起筆改革,左不成試右,右不成試左,改來改去,說不定會改出一個奇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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