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大佔領普通話中心事件令中醫系學生陳樂行成了中國「名人」，他被環球時報定性為「長期策劃港獨」之人物，「我想，今年我對於六四學生的遭遇，多了一分領會。」他在內地實習時，因普通話事件遭受死亡恐嚇，「這國家對待普通人，可以很暴力」。陳樂行從小就住在維園附近，隨家人參加燭光集會，近年六四轉投本土派等團體的集會，兜兜轉轉，今年六四打算重返維園。

特約記者 李寶怡

年初陳樂行赴廣州中醫院實習，期間醫院收到大量針對他的滋擾電話、甚至揚言要取他性命，最後他唯有中斷實習回港，「我的遭遇和六四學生的犧牲當然不同。但我最近在想，大家面對的，都是一個很粗暴的國家；這國家對待普通人，可以很暴力。」從小至大，無論維園內外，陳樂行都會出席不同團體主辦的六四紀念活動。像他主張捍衛粵語、強調香港人身分的青年人，為甚麼不像許多本土青年一樣，拒絕紀念六四？「我確實想過，普天下有許多政權屠殺，為甚麼我們偏偏要年復一年去紀念六四？但想深一層，六四確實跟香港關係很密切。如果當年的學生成功、推動民主改革，整個中國和香港的格局會很不一樣吧。」

小時候已經住在天后維園一帶的陳樂行，上課下課總會經過，「開始留意到，原來遊行是爭取權益、捍衛信念的方法。像『同志權益』議題，當時也是路過維園才意識到」。他記得自七歲至中學期間，幾乎每年都與父母和兄弟，一起參與六四燭光集會，「但初去幾年，感覺挺疏離。感覺像去拜祭早就離世的婆婆，這個人離你好遠，但你知道那個人對你的家庭很重要，大人要你敬禮，你也會照做的。去六四也是，那時候就只是知道有一班學生，遭遇了很悲慘的事，我們該記住他們。小時候又不會普通話，甚至不理解天安門母親在台上在說甚麼。」

直到高中，陳樂行經歷反國教事件，才比較透徹理解六四的來龍去脈，「當年反國教要做的，就是抵抗政治灌輸、慎防教育當局阻止香港學生認識讓政權難堪的事情，大家都提及了『以後仲可唔可以教六四』這一疑問；恰恰那幾年，網上很多資訊懶人包，引起我興趣去找資料，多了解到那是怎麼一回事。」另一個挑起陳樂行對六四的感觸，出奇地是近年被嘲為「唱K」的六四歌曲。他長大後讀懂了歌詞，才覺得那些歌曲很動聽，甚至試過與朋友打牌時播「自由花」，「我那一輩人都生在89之後，大家對六四的感覺更淡，所以就想給他們聽聽。又難得大家沒有很反感，大家都說挺動聽」。

陳樂行的家離維園不過5分鐘腳程，一家人「住得最近、到得最遲」，所以好多年的六四集會都擠不進面向舞台的足球場，往往就會擠在舞台後面、朝興發街方向的籃球場。「那個位置，極不理想，你既不知道台上做甚麼。又可能是音響方位的問題，那裡只會聽到一些模糊的音樂聲和人聲，就算你想跟著大會唱歌，也不行，準會跟掉拍子。那種困在場內、有點無所事事的感覺，確實難免令人想，年復一年的『維園見』，其實為了甚麼？當中有甚麼意義呢？」

上了大學以後，陳樂行不再每年隨家人去維園燭光集會。前幾年開始有尖沙咀六四集會、大學的六四集會和論壇，陳樂行也好奇地參加了好幾屆維園以外的六四活動，「前年各大學生會在中大舉辦了聯合六四論壇，請了好些講者來，在談香港前途，我聽罷挺有啟發，我覺得這樣的六四活動很不錯。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其實匯集了好多人、凝聚了好大能量，我總覺得支聯會可以想想集會以外，如何利用這股能量。」

記者問陳樂行，經歷過這麼多的事情，今年還會去六四嗎？「今年應該去維園的六四吧。」然後他想了想說，「除了維園外，好像也沒有很多組織還在辦六四活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