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頭還沒有白天鵝賓館和中國大酒店,東方賓館已經很了不起。一九八一年夏天有幾個朋友從上海到廣州旅行,我從香港去跟他們會合,坐了三個小時火車,手上還拉了一輛小推車,車上有一部松下牌二十四吋彩色電視機。一行七人,吃飯由我包起,天天在東方賓館中餐廳開餐,七個人一頓飯,十塊錢人民幣就解決了。那時候,中國人還在拿三十六塊錢一個月的工資,一頓飯吃十塊錢,大家都覺得很「豪」。那時一百元港幣,才兌三十四元人民幣,我在電子廠打工,日薪二十六元港幣,十塊錢人民幣一頓飯,我也覺得很豪氣。再往前想,七十年代末到香港之前途經廣州,住在一位世伯家裏,他的工作單位是「仲愷農校」,住的是學校宿舍,第一次讓我在飯前喝到了西洋菜湯,三碗下肚,飯也吃不下,心裏便埋怨廣東人存心不讓人吃糧食。「仲愷農校」當然是紀念廖仲愷的,不料在二十年後,我跟這位民國偉人的孫子做了好朋友。東想西想,火車就到了廣州,忽拉一下全下了車。車站很新,但從廁所傳出來那一股味道,卻又將時光停住,使記憶變得實在,遠處高聳的一群新穎商業大廈,反而有點虛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