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維園六四集會人群中，抬頭望天，就會看見球場對面「耶穌是主」的巨型燈牌。無論是否信徒，很多人腦海都曾經閃過這問題：一直望着這地方，耶穌怎麼想？

這塊燈牌來自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辦人何志滌牧師於2003年決定豎起燈牌，「沙士那一年，我們在想給驚惶不安的香港人信心」。至於燈牌成為維園地標、在漫漫長夜為集會人士帶來剎那遐思，牧師微笑說，那是始料不及。

特約記者 李寶怡

六四、七一、年宵、慶回歸活動……社會政治的大事件都在「耶穌是主」底下發生。問牧師，維園裡承載着的大小香港事，有沒有影響到同福堂，要辦特別活動回應或配合多年來維園發生的香港大事？

一頭白髮的何牧師，說得溫和，也謹慎。他指多年來教會活動都沒有特別配合六四、七一等日子，「始終我們主張教會應保持政治中立，尊重弟兄姊妹的取態，所以其實我們絕少在教會辦與政治有關的活動」。

何牧師早年在加拿大唸書、傳道，一直希望回中國傳福音，80年代香港落實主權移交，遂與太太回港定居──回來就碰上了六四和移民潮，「那時候很多人離開香港，但我們為了回歸才回港，當然沒有再想回加拿大」。那個年代，基督徒人心惶惶，擔心中國收緊信仰自由。何牧師初期在金鐘港福堂當主任牧師，後來港福堂人數超過300，大家開始擔心規模變大，局勢一變教會即被一網打盡。於是希望成立不同較小規模的教會、將教友分散。今天座落維園對面的同福堂，就是在那個背景下誕生。

談到六四，何牧師說自己沒有任何政治立場，但仍然深刻，「我很記得六四發生那一天，是星期日凌晨，那一天，我們還要去崇拜，我慶幸那天不用負責講道，因為大家都無話可說。發生如此慘劇，所有牧者都茫然，那一刻難免會問，上帝去了哪裡？」直至2000年初，牧師仍然每一年都去六四燭光集會，「我出席維園燭光晚會，從來不會一起喊口號、唱歌，支持或反對誰。畢竟我們認知都受媒體所限嘛，誰也沒把握說自己掌握了當天的所有真相。我出席，是單純為學生哀悼，覺得他們的父母一定很難過。覺得那是一宗悲劇」。

至2000初期以後，牧師不再參加六四集會。「不去燭光晚會不代表我忘記了死難者。我仍然會在家為他們的父母祈禱，只是覺得沒有必要再去燭光晚會，覺得形式不再重要」。為甚麼？「在那之前（停去燭光集會）的某一個晚上，我感到聖靈充滿了自己，感受到神要我專心傳福音、勸人信耶穌。經歷過這一趟感動之後，我意會到要改變社會，唯一方法是靠福音改變人心，否則任何形式的爭取，都是徒然」。

福音傳播大於凡間現世的事。何牧師這一信念，也貫徹在其他議題，例如教會應否為時政表態，「若果大談政治會阻撓傳福音的任務，那我寧願少談政治而專心傳福音。我的底線就是福音，那一天社會禁止我們傳福音，我一定會表態」。兩傘運動期間，群情洶湧，有教友質疑牧師立場不明確，「我不表態，不代表我漠不關心」。傘運首一個月，他幾乎每天都去佔領區觀察，因擔心有暴力鎮壓、學生安危，也在現場祈禱，「我為學生，但也為官員、也為警察祈禱。我始終覺得自己的觀察有限制，所以不會說支持誰、反對誰」。牧師始終完全地持平。

離開之前，記者問牧師，現在路過維園再有六四集會，還有沒有特別感覺，「說實，我確實沒有很激動了。始終都說，改變城市，不靠人力，唯靠福音」。至於六四當日，上帝到底去了哪裡，29年後的今天，何牧師這樣說：「耶穌一直看着地上發生的事情，但祂怎樣想，我卻不肯定。我只肯定祂終有一天重臨大地，給予最公義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