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1984年漢城奧運會表現出的寬容更值得稱道。韓國開發研究院的調查顯示,在「由於奧運會的影響,國民在意識形態上更加寬容」問題上,多達七成的受訪者給予肯定。漢城奧組委委員長朴世直在《我策劃了漢城奧運會》一書中也指出:「越是落後的國家,『不同於我便是敵』的思想越為嚴重。漢城奧運會多少緩和了韓國人所固有的政治、歷史背景下的封閉性和頑固性。」
荷裔美籍歷史學家、作家房龍(HendrikVanLoon)認為:「所有不寬容的根源,都是恐懼。」正是由於對民主化的恐懼,中共加強了對異見人士的打壓;由於對採訪自由的恐懼,北京加強了對記者的「管理」,甚至拳腳相向;由於對外國元首批評的恐懼,一向對網絡言論管制甚嚴的當局卻在縱容那些肆意辱罵元首們的網民。
房龍在其名著《寬容》中說:「只要這個世界還被恐懼所籠罩,談論黃金時代,談論現代化和發展,完全是浪費時間。」面對心存政治恐懼的北京當局,寬容,恐怕也只不過是一種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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