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時期跑港聞兼職，時不時會遇到行家嘴藐藐走來問：「好唔好玩呀？」所以選擇工作對我而言，首要條件非金錢，而是「好唔好玩？」其次是「有冇意義？」「係咪人做？」我在台灣《蘋果日報》實習，畢業後加入《蘋果》中國組，首份全職做了三年多，最大誘因都是「好玩」。

舉些例子：幾乎每趟出差都是一場「貓捉老鼠」的限時競技賽——公安為免港媒外媒「亂說話」、「搞事」，份外關心境外人士的去向，跑大陸線的記者，拖延暴露行蹤的方法有很多，最皮毛的包括先不下榻酒店，一到埗就直接衝去採訪，因為登記入住時展示回鄉證，九成九酒店職員都會問：「這（回鄉證）是甚麼？沒見過。」回鄉證是另類猶太星，萬一有公安向酒店問起：「有沒有香港人？」那就極之好找；二是下榻酒店當晚沒事，翌日也會清晨出門，工作後在外頭把影片照片全數上載，清機才回酒店，這樣的話就算回到酒店後碰上公安，要求刪片，都不至於無功而回；也有同事會每天換酒店，清晨出門，深夜入住，以防被「逮到」，所以攝影部同事見到中國組同事交「出差紙」都不太歡喜。

初初入職時，發生不少蝦碌事：當時去廣西玉林採訪狗肉節，當地只有寥寥數間酒店，入住後發現窗簾掛了一隻大曱甴，於是直接去櫃枱問：「可不可以幫我殺死牠？」櫃枱小姐說只能提供殺蟲水，我說：「不行，你要幫我殺死牠。」這時，櫃檯後面坐着的一名彪形大漢站了起來，拿過殺蟲水說：「唉，我幫你殺。」去我的房間殺蟲。那時，我還沒受過公安「關切」，沒想到自己強招便衣殺蟲，想起來也覺得好笑。

又有一次，要做一隻社會信用評分的故，《蘋果》中國組要找維權人士反倒不難，因為多少是互相需要的關係，可是要正反雙方意見都要拎齊就是難處了！官方支持社會信用評分的標準聲音，90%是不會回應《蘋果日報》的，一般掛中國紅旗、愛國主義基地字眼的地方，我們會避之則吉。我在全市推行社會信用評分的山東榮成市，走入街道辦找委員回應，用我的說詞令該名街道辦黨委侃侃而談，全都被偷拍鏡頭拍下，順利取得正方回應；雖然離開時有點狼狽，事關該名黨委叼着煙，翹着二郎腿，說着說着才發覺事有蹺蹊，馬上送客；發覺氣氛不對我也不敢怠慢馬上就走，可是在深郊，村以外的地方就是田野，也叫不了「滴滴」，怕被送離大陸，所以總之先離開他們視線為上，於是在田野間步行至少半小時，才截到一輛村民的車，幸好在完全天黑之前回到大馬路。當時是2019年8月，香港滿街催淚煙的時候，固有攝記要入境大陸是不可能了，所以我找來中學同學隨行，未攔到車前一味向大馬路方向走，已見夕陽，我覺得情況好笑看着她，她冷眼相對，我笑意更深——被我拉下水了。

又有一次，在福建要找出身陷與女弟子雙修醜聞的政治和尚釋學成的下落，走訪多間寺廟，終於走到一間有公安車駐守的恩福寺，在寺深端的大雄寶殿門外，有公安打躉，門後應就是在避風頭的釋學誠，我開黑屏（不亮手機屏幕）走近偷拍，公安不為意，打量一番暗說聲：「妹子」然後就沒管我了。這些多變的工作經驗，在我看來十分好玩。

至於「有冇意義？」「係咪人做？」兩點，工作越久，感受越深。「異見人士」在內地呼怨，可能是沒有迴響的、是絕望的，含怨者性格要有牛脾氣硬碰硬，才可在絕望中叫得更響，我感恩在大中國碰上的受訪者都性格轟烈，風風火火，燒出的塵埃自成我的養份，感恩曾經當他們的發聲筒。而我所指的「係咪人做？」意指做這份工的，是不是讓一個人，做完後還是一個「人」；我眼中的「人」，不會事事向錢看，會洞悉、思考、研究人性。「Human being。我想做一個有意義嘅人。」這是紀錄片《音樂人生》主角黃家正多番強調、思考的，對我影響甚深。在《蘋果》中國組工作，有讓我變成一個更好的人；亦託賴上司及公司給予無限自由、放羊式管理，我從來未被施壓，未聽過「唔出得街」等命令；亦感恩遇上各路前輩，使我獲益良多，成就了我的年少輕狂。

香港《蘋果日報》被迫收官、報社文人被控國安法，在同僚角度看來，極之可悲、痛心；在廣泛層面看來，加速香港墮落，這早有史鑒。今後香港不再會是香港，「真相」或另有定義，雖討厭矯情字句，但實在以曾經身為蘋果人自豪。

周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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