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任在新一期台灣《壹週刊》裏的專欄說，十幾年前他在北京參加一次兩岸三地文學研討會，會後晚宴上，有人談到少年時代的夢，坐在他身邊的王蒙說：「一生中最強烈最不能忘的夢就是革命，那比什麼戀愛、冒險都要刺激，都要過癮！」做過這樣的夢，王蒙才能夠從組織部裏造反的年輕人搖身當上趙紫陽手下的文化部長。做過這樣的夢，王蒙在「六四」屠城之後才會稱病躲進醫院亮出風骨。劉大任說，有了王部長這樣的舉措，當時文化界許多帶着廣場後遺症的文化人才得以輕輕「走過場」過關消炎，雖然王蒙不久還是丟官了。

　坦白說，我畢竟是從小在反共的環境裏成長的人，到現在還不很願意面對香港的政治生活操控在北京手裏的現實。我明白這是一股拂逆時務的心態。幸虧我從來是不識俊傑之想的一介布衣，日出日落之間周旋在上班下班的規律之中，沒有造反的體魄，沒有顛覆的熱血，心情亮麗的剎那，頂多浸淫在不問春夏不問秋冬的小樓裏追尋JamesM.Barrie的Neverland。我不願意歌頌香港的新天說穿了也許只是一個老派人應有的固執。人老了不供養幾分固執容易喪失氣節和品格：小事順從人意可以；關鍵的信念放棄方正的堅持等於墮落。
北京半途換馬放棄董建華我絲毫不覺得意外。北京欽點曾蔭權出任特首我斷定那是他們下注在曾蔭權的民望之上的智者之慮。北京扭曲《基本法》的遊戲規則全力封殺特首競選的陪跑候選人，我看到的倒是一齣本來就不怎麼值得觀賞的悶劇演變成一齣終於不怎麼悅目的鬧劇。於是，曾蔭權一夜之間處於非常被動的境地，北京挺曾之舉從而病變為猩紅之吻。於是，胡錦濤果敢的决策俯仰之間也從如炬的視野暗淡為寸光的鼠目。那張民意牌贏得的是折舊和虧損。

　前年四月十八日我在〈還香港人一個安心〉裏寫西環一位老頭的話說：「那個英國人教出來的曾蔭權躲到哪裏去了？」我說，「不是說曾蔭權這樣的爵士必然英明，必然能幹，而是說水深火熱之中的香港人懷念他等於懷念香港美好的歲月」；在當時非典猖獗之際，行政會議一位議員建議每天由政務司司長曾蔭權負責滙報疫情，「用意不外也是利用曾蔭權的港英形象還香港人一個安心」。
我和曾蔭權沒有深篤的私交只有公務的酬酢。看慣他這幾十年來的政務，我向來認定他執行政策的能力高強，服從命令的意向也堅决。那是做了幾十年殖民地公務員修煉出來的道行，位居丞相沒有半點問題，統領江山他需要扭轉自己許多考量得失的思維，化過往輔弼的積習為今日掌璽的魄力。他的參選演說緬念他早歲的推銷員生涯儘管浪漫，香港特首畢竟不是美化北京產品的推銷員：香港特首是為「兩制」檢驗「一國」產品的驗貨員。

　那肯定是非常吃力的差事。沒有在中國大陸做過革命之夢的人捉摸不了中共的脾氣。滿身是上海布爾喬亞細胞的江澤民愛風愛月，差可應付；滿心是蘇區精神和共青紀律的胡錦濤說的是不同的語言，曾蔭權只能摸着中南海的杆欄找門道。幸虧曾蔭權命好：命好是他的本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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