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生活是對一己的良知無悔，維護公義，事事均以道德為依歸。」
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早前一篇畢業禮致辭，呼籲同學畢業後要儉樸、高尚和謙卑地生活，言辭懇切，陳義高遠，在日益功利的香港教育界中，尤如一陣清風，得到不少讚譽。但我始終忘不了沈校長兩年前另一番言論，與今日演辭相比，特別讓人神傷。

2010年6月，還是候任校長的沈祖堯，面對學生要求他公開對平反六四的立場，他的回應是「身為校長，候任校長，立場將代表大學，難以明確表態。」他向傳媒透露當年身在加拿大，通過電視看見天安門的畫面，感到痛心，更流下男兒淚，「希望歷史自有定奪，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六四鎮壓距今逾廿載，已曝光的材料汗牛充楝，還不足以作一個歷史定奪？動用軍隊射殺手無寸鐵的平民的是與非，有這麼難判斷嗎？沈校長不願表態之餘，卻又拋出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引導人們猜想他並非不分是非，但身在其位，難宣之於口，為甚麼他要如此委屈？
堂堂大學校長，都不敢回答一條簡單的是非題，流露出一臉苦衷、有難言之隱的模樣，使我十分難過。大學教育關係到一個社會的文明發展；統領一所探求知識、傳承知識的高等學府，是極為崇高和尊貴的工作。香港教育資源珍貴，大學數目尤其少，在我心目中，香港沒有其他職業比大學校長有更高社會地位。
大學校長擁有如此崇高的社會地位，而且享有比大多數人優渥的物質條件，卻也不能磊落地公開說幾句良心話；面對大是大非的歷史問題，要學舌三流政客的公關修辭，推搪迴避。是怎樣的社會環境，才會讓一名大學校長如此尊嚴掃地？
如果沈校長沒計較個人得失，只顧念大學這個建制的集體利益，那麼我想知道，校長公開說幾句良心話，中大要面對甚麼效果？是不能再收內地生嗎？教員無法回內地交流？商界減少捐款？還是中大也如私人企業般，要顧及發展「內地市場」，惟恐表態後深圳分校開不成，令很多教職員升遷無望？
假如校長要忍辱負重，收藏良知，那麼學院院長、系主任等等照顧着大大小小群體利益的知識分子，是否也要視六四為禁忌，說不得？
我想起廣東作家葉曙明3年前那本《重返五四現場》，寫到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種種。

蔡元培身處時代大變局，是一名Anarchist，相信無政府主義，崇尚個人自由，痛恨國家制度。面對清政府時局敗壞，組織過暗殺團，連殺人放火都敢當。儘管經歷風風火火，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又以廣納各流派學者、包容各式政治信仰的自由開放風氣見稱，他卻不大支持北大學生參與政治，堅持學生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出於保護學生免遭軍閥殘害，他甚至竭力勸止學生請願。
但當五四運動爆發，北京多所大學的學生被捕，蔡元培沒有緘默，義無反顧，領導北京眾大學校長，為營救學生奔走。那時候甚至盛傳北京政府有暗殺蔡的計劃，蔡元培身心疲憊，但無所畏懼，一肩扛起對學生安危的責任。我們香港的大學校長，面對的威嚇應該比五四時候少得多，為甚麼不能如蔡元培般無所畏懼，扛起時代的責任?
對於六四事件公義未彰，倖存者及受難者家人至今仍然遭受各種監控和壓迫，無數學者和知識分子因為維權運動而身陷囹圄，沈校長選擇保持沉默，是否無悔於自己的良知？有沒有致力維護公義？這符合道德嗎？
方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