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在〈曲折的道路〉裏說,一九五七到七九年的二十年裏,他完全放棄哲學理論問題的思考,四五十歲的人一頭鑽進故紙堆中枉費了光陰,「這是深感痛惜的」。難怪劍橋那位朋友說中共這一貫的手法不是pity,不是unfortunate,是不可饒恕的crime:「在政治的定論決定一切的制度下,學術的演繹跟學人的命運一樣可悲一樣荒謬!」他說。
名作家靳以的女兒章潔思寫過一篇文章說,她沒辦法對她父親作出反動的定論,她的畢業鑒定從此無法通過了。朋友教她說:「你是什麼人?你能代表組織嗎?你有什麼資格來為你父親作定論?好了,只要在鑒定表上寫上這麼一句話:組織上對我父親的定論也就是我的態度。完事。」這句難以反駁的話激起組織的憤怒,章潔思的事完不了:馮友蘭、潘光旦、張岱年的事同樣完不了。
(圖)鄧芬一九四一年風荷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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