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長孟學農為襄汾尾礦庫潰壩造成逾250人死亡而黯然下台，令人記起他五年前因隱瞞沙士疫情而辭去北京市長，令人記起胡錦濤、溫家寶在主政之初藉抗擊沙士一役而力推官員問責制，令人更關注在危害全國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中，那些高官應該被摘下烏紗帽？
當質檢總局聲稱將檢測全國的配方奶粉時，人們要問，他們在6月份接到有關三鹿奶粉的投訴時，為甚麼不作為？當衞生部要三鹿集團負主要責任時，人們要問，衞生部盡了自己的責任嗎？當河北省高官聲稱絕不袒護事件時，人們要問，他們只是事不關己的裁判嗎？
更值得關注的是，新西蘭總理克拉克表示，她在9月8日已向中國政府高層通報毒奶粉事件。但是，直到9月11日，內地傳媒大規模報道事件時，中央尚未下令調查。人們要問：中國那位高層接到了通報？誰又將事件多隱瞞了幾天？

人們看到，近日在嬰兒受害、死亡人數通報方面，官方的統計與民間的報告不盡相符。貴州一名男嬰、浙江一名女嬰都因腎結石及腎衰竭而死亡，他們生前都一直飲用三鹿奶粉，為甚麼未被列為受害人？在副總理李克強下令全力救治受害嬰兒、不能再死人後，地方政府在統計受害嬰兒及死亡個案時，會不會再出貓膩（蠱惑）？
國務院2003年頒佈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條例》，主要是針對沙士等大型傳染病、食物中毒等事件，但對於何時啓動針對假藥、毒奶粉這類危害公共健康的事件的應急機制，並沒有具體標準，在追究官員責任方面也沒可操作的細則。
因此，在近年發生的安徽阜陽毒奶粉、禽流感、齊二假藥等事件中，官員多能置身事外。阜陽副市長杜長平在當地13名嬰兒因毒奶粉死亡後還明言：「我不想去引咎辭職，我還想繼續幹下去。」結果，他迄今穩戴烏紗帽，反映了現行制度的荒謬，也為毒奶粉再度為禍種下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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