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自此以後,每逢酷熱難當的日子,我就想起卡繆和他的《異鄉人》;深藏的惶恐被觸動,揮之不去。我因此知道,所謂,無以名狀。「怕熱」不足以解釋這種閱讀引起的情結,我開始相信《異鄉人》中的莫梭與我有着某種難以言喻的連結,我記掛着在燥熱烈日下,莫名其妙又那麼理所當然地,向沙灘上的阿拉伯人連開四槍的莫梭。
(這就是我最早學會的:有些角色,總是縈繞心頭;有些角色,你不會多想他一秒,片尾的工作人員名單還沒走完,你就禁不住伸個懶腰問身旁友人,我們上哪去吃火鍋……)
於是我又打開《異鄉人》。這時我開始醒悟,「明白」不可能是輕而易舉的過程。我悄悄問,卡繆先生,你想告訴我甚麼?
我讀卡繆生平,知道他曾經是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文學上他是存在主義大師,哲學上他提出荒謬論,政治上曾投入無政府主義陣營……都是常識,可是我尋索這些跟我和死囚莫梭的真正關連,卻是無法着力。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卡繆很上鏡,最常見的是他啣着香煙的黑白照,酷。後來看其他照片,卡繆總是帶着香煙。卡繆17歲剛進入大學念哲學的時候,患上肺結核病……肺結核,上世紀初的頭號殺手。夾在卡繆指頭的香煙遂有了不一樣的解讀:卡繆先生要不是厭世,就是將命運當成不能失去的戀人、緊抱懷中至透不過氣……卡繆在29歲出版《異鄉人》,同年出版了另一本隨筆集《薛西弗斯的神話》,這下子我總算踏實了一點點;我愛薛西弗斯。誰敢說自己的生活不是每天早上推着石頭上山,然後黃昏在山頂眼巴巴地看着石頭滾回山腳去,於是明天早上又得重新來過?我們都是薛西弗斯;是的,我們被懲罰,不過我們敢得罪天神。我終於發現卡繆隱藏在莫梭身影裏的腔調;那是巴黎被德軍佔領的1942年,他投身法國抵抗運動,當時無人敢預言德軍會在三年後戰敗;於是,當死囚莫梭最後說,「我想起了媽媽,我想我了解為何她在生命來到終點時找了個男朋友,為何她會玩這種從頭來過的這遊戲……這世上沒有人,沒有任何人有權為她哭泣。我也像她一樣,覺得已經準備好重新再活一次」。我們也沒有權利為莫梭哭泣,這並不是他的感喟,這是存在的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