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邱垂亮到北京時我們談話記錄。
社科院新造了近二十層高樓，寬敞明亮，我們就在辦公室談話。第一次見到邱垂亮，與他談話時，我小心翼翼，沒有講甚麼「多黨制」、「三權分立」之類話，事後也沒有感到談話有甚麼問題。我只是談到「人民代表大會的提名、選舉、議事表決程序有問題」、談到「國家權力的制衡」、「黨的集體領導和政府首長責任制的關係」、談到「黨的命令不能對全國人民有約束力，只能對黨員有約束力」。在談到「人道主義」問題時說，「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不能講誰高於誰，都同樣是人類文化的寶貴成果」，並引用維克多．雨果的話說「人道主義高於革命」。沒有想到，這些話，到胡耀邦倒台後就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
當時，「自由化分子」除了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外，鄧力群還向鄧小平上報了一個「十二名自由化分子」名單，有于光遠、于浩成、王若水、吳祖光、吳明瑜、李洪林、孫長江、張顯揚、張賢亮、蘇紹智、管惟炎和我。
後來才知道，我的「自由化言論」原來是從《九十年代》上摘下來的。
趙復三向我了解《九十年代》文章的「背景」後，整理了一篇我的談話記錄稿。幾天後，趙復三又找我，要我把前一次他與我談話的記錄稿看一下，是否記錄有不準確、不妥當的地方，趙復三讓我拿回家修改，修改後再「上報」社科院上級領導。在這次與趙復三談話時，我直截了當向趙復三要房子。

毛澤東、鄧小平時期的中國，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職工的住房是分配來的。我在社會科學院乾麪胡同宿舍住了十八年。我家與另一家同住一個單元，共用一個很小的廚房和衞生間。如果兩家人同時在廚房裏做飯，就擁擠不堪。錢鍾書與濮良沛兩家，也是兩家共住一個單元，因為擁擠和摩擦，經常發生爭吵，而且打了起來。
在一九八五年前後，社科院曾分給我離頤和園不遠處四間房子，我嫌離社科院太遠，沒有要。我想，趙復三代表院部找我談「自由化」問題，可能要倒楣，如果這時不要房子，今後就再也沒有機會了。我鼓足勇氣對趙副院長說，我在乾麪胡同兩家合住一個單元有十八年了，住得很難受。我當時也是「研究員」，按規定，可以分配到三至四間住房，要求社科院能解決我的住房問題。
趙復三是我的「頂頭上司」，他找我的談話記錄稿，讓我看和修改，就不容易了。因為一般上報的「材料」是不給「被整的人」看的。趙復三對我「網開一面」，在「反自由化」的情況下，我提出要房子後不久，很快就分了一套社科院大樓後面的三大間新住房給我，離王府井只有十多分鐘步行距離。這是《九十年代》文章換來的新住房。
我之所以敢於在「整」我時向副院長趙復三提出要房子，原因是我知道作為「老百姓」的趙復三也有過住房困難。

「文革」結束後不久，趙復三是一個普通「老百姓」，社會科學院分給他一間房子，不知甚麼緣故，出了差錯，分房的主管同時把這間房子分給了另一家，正所謂「一室二主」。趙復三為了與另一家人「爭」這一間房子，兩家人就輪流「背對背」坐在空房子的水泥地上，看誰有耐力，以便最終得到住房。因為當某一家沒有人在「空房子」裏時，另一家就可以立即把家具搬進去「佔領」整個房間。這樣，在社科院院部不知情、兩家在沒有發生「暴力衝突」的情況下，就「和平解決」了「住房爭端」。
在我進入新住房的一天，我不禁想起了趙復三坐在空房子的水泥地上的情景。趙復三在「六四」前，還是中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代表、全國對台學術交流「主管」；「六四大屠殺」發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執行局在巴黎舉行會議，停止了原定議程，專門討論中國發生的「六四」事件，趙復三作為中國代表，對暴力鎮壓表示「震驚」並悼念死難同胞，趙復三因為這幾句話，改變了他的一生，之後不得不流亡法國。在流亡法國時，有人竟懷疑他有甚麼特殊「背景」。我多次為趙復三辯解，公開接受記者採訪時為之闢謠。一個因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上公開反對「六四暴力鎮壓」的人，在西方世界還要受到懷疑，內心會多麼難受。幾經周折，趙復三後來來到了美國，先在大學教書，繙譯出版了奧地利史學家希爾（FriedrichHeer）的《歐洲思想史》和馮友蘭用英文寫的《中國哲學簡史》。後來，與耶魯大學一位圖書館女館長共結連理，這位女館長也有一段逝去的婚姻，是趙復三在半個世紀前的初戀情人。

現在趙復三伉儷都年事已高，每天在森林中散步，鶼鰈情深，幸福美滿。夫人陳曉薔在一九四九年前，在中國大陸與趙復三認識，後來到了台灣，又到美國讀書。她比趙復三大概小七歲。他們住在耶魯大學附近一棟獨立樓房裏，房前屋後綠樹成蔭，花園裏種滿了鬱金香、牡丹、玫瑰、菊花，一年四季鳥語花香。趙復三依然關注着中國，我從他的許多信件中，看到一位傑出的思想家，站在「比較文明」的高度，分析中國和世界的各種變化。
與趙復三的聯繫，使我仍然感受到以往社科院的那種學術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