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指經沙士一役後,校本決定制度才明確訂立起來,辦學團體日後每當遇到緊急狀況時,可以先做決定,再向當局交代。沙士亦扭轉了教師們的一些傳統觀念,「以前覺得如果學生病咗仲返學係勤力,𠵱家就寧願佢留喺屋企休息」。
疫情稍穩後全港復課,但班房內一人一口罩的場面,令教與學之間倍感疏離,「大家都唔知對方真面目係咩,睇唔到表情亦唔知學生反應係點,明唔明教緊咩」,班房缺少了生氣。
沙士對葉建源而言,更有過一段驚險的小插曲。時任教育學院教育管理及專業支援系講師的他,應教統局要求帶領70多名校長到廣州的學校考察,「當時都唔知道(廣東省)係沙士源頭,𠵱家諗番起係好好彩」。他憶述廣州市面相當平靜,無人戴口罩、學校亦如常運作,「係有校長接到香港電話,我哋先知原來香港出咗咁大件事」,盡顯兩地資訊透明度差距。
■記者梁銘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