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欄:也談《英雄》 - 李怡
張藝謀的電影《英雄》,儘管失意於美國的金球獎,但在大陸、香港、台灣三地,都極為賣座。票房的成績與電影的意識形態,同時在台港引起議論。
同張藝謀過去的電影一樣,《英雄》在技巧上仍然出色,可說商業性與藝術性兼備。然而,在意識形態上,張藝謀在《英雄》中,既拋棄了他早期電影(如《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所蘊含的對中國政治文化的嘲諷,也拋棄了他後期電影(如《秋菊打官司》、《活着》、《一個都不能少》)所表達的誠懇、細緻的民眾心聲。
《英雄》在人民大會堂首映,與電影所反映的中國當權者的主流思想──大一統觀念,「穩定壓倒一切」以至對秦始皇的肯定──很難說沒有關係。不管梁朝偉表示贊同「六四」屠城,是否源自張藝謀的同一想法,至少電影肯定了強權之下的大一統與穩定,認為尤勝於分裂的紛亂。
電影《英雄》的這種意識形態,就中國歷史與武俠小說的傳統來看,其實是「反英雄」的。
《史記.刺客列傳》以來,所謂俠客,主要指一些以個人生命來對抗強權的人士。荊軻刺秦皇,表現的是「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視死如歸的勇氣。所包含的意義,實是面對暴秦,而社會上並沒有甚麼力量可以與之抗衡,於是個人惟有在絕望之中,懷着對家國命運的深刻關懷,實行以激烈的行動,用死亡來換取暴君的死亡。
電影《英雄》認為刺秦不是英雄,不刺秦才是英雄。更進一步,可能是認為不惜揹上「暴君」的罵名而一統天下、維持社會穩定秩序的秦王才是「英雄」。這就完全顛覆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英雄」的概念了。張藝謀維護當權者意識形態的「勇氣」和技巧,都不容置疑。
當然,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作為「刺客」的英雄,與當今世界的反恐怖主義潮流,並不相容。今天世界上儘管仍有強權,仍有無理的種族或宗教的壓迫,但那種死亡炸彈的刺客行徑,並不為普世價值觀念所認同。因此,電影《英雄》的「反英雄」,也迎合了當今的反恐潮流。
筆者永遠不會忘記布萊希特的劇本《伽利略傳》的一段對話:當伽利略抵受不住嚴酷的宗教壓力,而不得不否定自己、在宗教法庭上承認他所支持的「地圓說」是「錯了」,他走出法庭,他的學生鄙夷地對他說:「一個國家沒有英雄真可悲。」伽利略的回答是:「一個國家需要英雄真可悲」。
為甚麼需要英雄呢?因為仍存在着專制強權,因為人民仍處於無權狀態,因為正義之士被迫要以死亡換取死亡。因此,才有荊軻,才有秋瑾,也有當權者塑造的劉胡蘭、雷鋒。因此,真正可悲的是人民無政治權利去選擇當權者的專權政治。更可悲的是,有一批為專權政治的合理化而塗脂抹粉的所謂「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