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產網頁是如此推銷維園對面、高士威道商住大廈的樓盤：「開揚海景維園景」、「煙花景」。張朝敦在這裡住了近30年，看盡四季景觀，最牽動他的不是煙花景，而是香港最大規模的「白事」景：年復一年的六四燭光集會。近十年，當數碼相機流行起來，張朝敦養成了一個習慣，在集會開始之初、燭光點亮維園之際，他先從家中窗戶為燭海拍一張照片，才下去參加集會。

特約記者 李寶怡

張朝敦說，集會當晚，家中甚至可以嗅到燭光點燃空氣的味道，「那是一種燭光Present、『就在這裡』的感覺」。好幾年，人數有增有減，有時大會宣佈球場爆滿，入場人士要進草地，「但有些球場是擠得很密，有些卻是鬆動一點的，身在場中其實是看不清的。所以我在落樓前，總可以先俯瞰一個較鬆動的空間，下樓之後直接鑽進那些空間。所以這麼多年來，無論如何我都可以鑽入球場當中集會的」。在張朝敦眼中，這就是「無敵維園景」的另類好處。

張朝敦在大學做研究，本身熱愛收藏舊物、讀歷史，近年常帶領社區古蹟導賞團，他倡議香港立檔案法，「記錄歷史」是他生活的一部份。「『六四』這回事，對我來說，是為紀念一班不為私利的學生的犧牲。我們作為記得這件事的香港人，有責任講真話（指學生被屠殺），那是良知的問題。現在政治環境漸差，我有時懷疑，未來我們還可以在香港辦六四燭光晚會嗎？會不會有哪一天，社會上的人都選擇不再記住這件事」。

基於這種「被忘記」的危機感，張朝敦十年前起在同一角度，拍下燭海，希望給自己和後來的人做個紀錄。由於張朝敦本身就專研磁力共振掃描，對影像的研究用途好敏感，「我總希望往後可用比較科學的方法，用從家中拍下的照片，去估算晚會的出席人數。畢竟每一年警方和大會公佈的數字，相差太遠。但這幾年太忙，還未有時間做到」。

訪問那天，張朝敦向我們展示了近年的燭海照片，由照片可見2009年（20周年）燭光好旺盛、2013滂沱大雨，濛瀧裡雨傘代替了點點燭光，2016年（27周年）明顯比2009年黯淡，「不過，燭光變暗，也可能是蠟燭派完」。張朝敦不忘指着球場的一大片黑。那怕近年「行禮如儀」的批評「淋熄」了好些維園燭光。但張朝敦始終很珍惜、愛護這紀念場合，「近30年都能夠維繫到大班香港人，聚在一起紀念這事，已屬非常難得。我暫時不覺其他組織有任何更佳的紀念六四方法」。

「六四爆發那一年我在唸高中，最關注的是鎮壓的兇殘；後來會多一點關心政權本身，思考中國某天由開明領導帶領下，民主改革、平反六四的一天。但近十年，人成熟了，我更關注死難學生的父母」。張朝敦一路說得平靜，唯獨談到死難者的父母，他哽咽，「這片燭海，其實有着無法代替的象徵意義，像是告訴那些身在各地的六四死難者父母：『那怕六四未被平反，但那些年輕人，卻在這個遙遠的香港，被這裡的人默默記住。』」

這種對死難者的父母的同情，與張朝敦一直有做精神科病患義工有關，「我想與精神病患傾談的過程，培養了自己的同理心，體會到別人的痛苦。這份同理心讓我開始有一種很感受到天安門學生的父母的心情，他們甚至無法為孩子爭取公道。那該是一種無可忍受的煎熬」。他形容這是「開竅」，「從前參加集會要鞠躬，我當是一種儀式；但近年鞠躬的時候，我感到我們鞠躬表達的敬意，不但是對死者，也是我們僅能對他們的父母表達的一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