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凌晨， 3 名持刀犯人打劫旺角惠康送貨工人，搶去的不是金錢，而是 50 條卷裝廁紙。自武漢肺炎 (COVID-19) 爆發至今，市面口罩供應短缺，清潔用品售罄，甚至連食糧都被搶購一空。恐慌不止限限中港澳三地，就連海外華人社區也出現恐慌性購買口罩的情況——美、加、澳口罩一掃而空。

比起疾病對健康的威脅，更令人擔心的是疾病所帶來的心理衝擊。疫情爆發往往會同時引致民眾焦慮情緒：輕度不安情緒並非壞事，反而可驅使民眾養成多洗手、多清潔習慣，減低疾病傳播風險。

然而，曾經歷沙士一疫的香港人，再遇上來自內地的疫情，社區內人人自危，不安情緒加劇。外國醫學網站 PsychiatryTime 曾刊登文章，引述一些小型研究指，疫症爆發會增加抑鬱、焦慮，甚至身心症 (somatoform disorder) 的情況。另一 2016 年針對美國境內小型伊波拉爆發的研究也發現，即使疫情未必如估計般具傷害性，公眾仍然會對疫情存有極大恐懼。其中一項 2009 年豬流感疫研究就發現，對不確定情況容忍度較低的一群，焦慮情況更會相對增加。有研究曾發現，部份人會因焦慮過多，而過度反應——為避免患病而完全與外界隔絕，或者影響日常生活。

另一伊波拉疫情研究亦顯示，恐懼也會增加疾病傳播機會：部份病人會害怕到治療中心，因而改而在家中照料。此做法令家居感染風險大增，而病人也會因而延遲治療，而加重病情。另外，一旦病人病逝，家人也可能因為無相關知識處理屍體和其用具，造成潛藏危——此情境雖然未必會在香港發生，但據外媒及內地微信報道，武漢市似乎也有類似情況，令社區爆發一發不可收拾。

令情況變得更為惡劣的，是剛巧在疫情爆發之前，香港人情緒本身已受創——香港大學團隊發現在 2019 年社會運動期間，每五個 18 歲或以上香港成年人就有一位有疑似抑鬱或 PTSD 問題，比率約為 21.8% 。數據與大型災難、恐怖襲擊的約 10%，以及武裝衝突 (22.1%) 後的情況相近。類似情況相信也會增加市民本身壓力，令恐慌加劇。中文大學最新一項調查更顯示， 98% 受訪香港市民對疫情的平均焦慮指數為 8.82 分，相信已達臨界點。

疫情爆發不僅對社區帶來壓力，醫護人員更是每天面對著實實在在的威脅，對疫情的恐懼不下於普羅大眾。

社區醫護，即家庭醫生、社區診所等。中文大學 2010 年研究曾發現， 33.3% 社區護士不願意照顧 H1N1 病人，原因包括是心理壓力 (55%) 以及擔心受感染 (29.2%) 等。比率較醫院工作的護士 (16%) 高。該研究分析亦發現社區護士是否願意照顧病人，與臨床訓練是否足夠相關。衛生防護中心雖然有發表《醫療環境內對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的預防和控制要略（暫擬）》，但對上一次更新已是 1 月 29 日。相比之下，美國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最新一次更新指引是在 2 月 12 日，而且在網頁上亦有表明指引是基於有限資訊制定，並提醒醫療人員應定時查閱該網站。

前線醫院醫護人員面對的壓力較大，香港大學聯同醫管局曾收集了 2003 年沙士爆發高峰期間，以及感染沙士後康復醫療人員的調查報告，發現大多醫療人員雖然擔心自己受感染，但更多是擔心身邊人，特別是家人受感染。感染沙士後康復醫療人員的結果，也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呈正比關係。此現象相信亦令原本已深感不安的市民，對疫情感染恐慌。中國武漢就有部份民眾認為家屬病情加劇是與醫護人員有關，指罵甚至攻擊醫護人員——此些由恐懼引起的情況亦曾見於其他國家。

要處理社會不安，理應由政府主導安撫民眾。然而，自去年開始的反送中運動開始後，市民對政府信任大幅減少。香港民意研究所去年 11 月 15–21 日期間的調查就發現，市民對特區整體表現滿意淨值為 -59.9% ；對比之下， 2003 年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顯示，市民對特區整體表現滿意淨值則還有 -40.1%。

政府不僅不得民心，它們也明顯欠缺風險溝通 (risk communication) 技巧。中文大學調查就指，現時僅一成六受訪者相信政府發放疫情相關資訊，建議政府應增加透明度。風險溝通專家 2009 年曾在《自然》撰文，指面對有機會爆發的重大疫情時，政府應真誠交代已知事實——未完全了解疫情影響時，更加要如實反映。反而一些安撫大眾的虛言會增加大眾不安。他強調只要民眾有所準備，反而更有信心面對疫情，不會陷入恐慌之中。研究亦指出政府需要將民眾的恐懼，轉化為更有助抗疫的行為，例如多洗手、注意衛生，以及減少社交等方法。

然而，香港政府官員似乎反其道而行，而言論也未有考慮市民感受。作為首長的林鄭月娥更被不少批評說話「涼薄」，未有盡力抗疫。相比之下，董太當年全副武裝，落區呼籲「洗手、洗手、洗手」的做法，較能顯示政府重視沙士疫情爆發，同時亦顯示出疾病「非典型」，要小心預防的態度，方法似乎更為民眾「受落」。

另一嚴重問題，是政府似乎未有吸收沙士的教訓，抗疫反應緩慢。相反，醫護界別則變得比 2003 及 2009 年更主動，已在疫情爆發初期提出全面封關、防護用品分配等抗疫政策，甚至希望以罷工「進諫」，唯政府到現在都無意全面實行此些建議。口罩採購亦被批評無考慮到疫情急切性，繼續以「價低者得」的招標形式實行——月底才完成招標項目。總總因素都加劇市民對疫情的焦慮。

假消息傳得比真消息更快，在疫情之下就更為甚，也是令疫情不安情緒增加的主因。社會科學家 Soroush Vosoughi 的研究隊伍曾分析了 2006–2017 年期間，12.6 萬個在 Twitter 散播的謠言數據，發現 Twitter 上的真新聞只會接觸到 1,000 用戶，但最多人流傳的 1% 假新聞，卻會接觸到 1,000–10 萬人以上。2003 年沙士時，就有人在網上指香港宣佈成疫埠，引致恐慌。隨著網絡發展，要發表甚至分享假消息就變得更容易。今次武漢肺炎就有流言傳出指廁紙、罐頭等日常用品因大陸疫情缺貨，最終引發搶購潮。類似況均大幅增加疫情控制難度，也令市民承受不必要的恐慌。

公共衛生的考慮，不止是科學，更包括政治。抗疫不單是醫療前線的問題，更重要是穩定民心。在民眾不信任政府的情況下，抗疫相信會比 2003 年更加難。

文／Edward Ho 、審核／Alan Ch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