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約記者 盧斯達；攝／Peter Wong】

大約 10 年前，香港網絡已有「法律面前，窮人 XX」之說，階級和資源有別，令正義女神的表現非常飄忽；現在我們說「香港法治已死，早已是 Dead Body」，處境更進入法律的政治內涵；當國家利益在法庭現身，是不是有錢有律師就能解決問題？法治死未？區諾軒平時比較低調，但今次大概亦可用一句網絡潮語開頭：「我唔直接去答，用我單襲警案做例子答你。」

2019 年 7 月 8 日晚上凌晨，反送中街頭抗爭遍地開花。警察清場時推倒一名女記者，區諾軒持議員身份上前調停，最後指控「用大聲公襲警」、「阻差辦公」等罪名。之後政權放棄罪名較低的「阻差辦公」，繼續控告他襲警。該「受襲」警員表示，因為區的大聲公令他有短暫聽力受損，也感到恐懼。2020 年 4 月 20 日，區諾軒被九龍城裁判法院裁定襲警罪成，判區諾軒服 140 小時社會服務令。

傳媒對這單案件有兩個詮釋，他很憂慮。「親近民主派的媒體，通常就視作笑話咁笑，我心裡面當然是覺得，一啲都唔好笑。當然用大聲公襲警，說出來就像以胸襲警，係好荒謬；但最重要，是在審訊途中，我發現很多司法操作令人不安的問題，但這些 context（案情脈絡）不一定能三言兩語交代，那些細節我之後會談到……」

「至於親中傳媒，我會形容他們是軍隊，很有紀律，他們統一口徑，說我判刑不夠，要律政司上訴，一定要施以更嚴重刑罰。這樣就令我對法治有更宏觀的擔憂。我們雙方有 14 天時間考慮是否上訴。事情瘋狂之處，是律政司告不告我，告七千多個被捕者都好，其實都是『試案』，放你上庭審，對他沒損失，如果入罪又可以產生更多案例，法庭就有更多武器定人罪。以往我們對《公安條例》的判刑案例，其實對政權不夠多；有越多案例就越有一個清晰圖像去檢控你。當他覺得（案例）不夠，他就可以上訴，將這個定罪和判刑準則推得更親近政權。好像之前鄭麗琼（中西區區議會主席）share 個 post，話上面有警員資料，違反禁制令，這件事帶起風向，就是根據親中報章先講，再由公營部門拘捕，之後就是司法的系統，審訊。」

法官郭偉健之前審理在將軍澳連儂牆斬傷人之男子，在判詞大篇幅批評反送中運動，亦判兇徒可以減刑，並稱讚兇徒有「高尚情操」，引起各界嘩然。

「另一點是，親中傳媒煽風點火，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港式公檢法系統』，有很多控告你的控罪，不是由政府做，而是由《文匯》《大公》寫起，由葛珮帆等親中政治人物講起，之後律政司就真是拿這個指控去檢控人。」

魔鬼在細節。表面上香港有獨立審訊、行《普通法》，在外面看，在外國看，似乎一切都美好。區諾軒說：「沒有經歷過司法審訊，沒法體會香港有沒有法治。」

首先是案例。

「去到正審時，律師同我講：以往不是沒有案例成功定罪。以前有兩單都是『用聲音襲警』，一單是 Sunny Leung 案；一單是紀鎮基案：紀鎮基當時是被指用『口哨』聲響襲警，他最後坐了幾個星期。當時張達明寫了一篇長文：聲音如果可以構成襲警，很危險，怎麼證明？幫 Sunny Leung 打官司的是李柱銘，當時法官是馮驊，如果聲音可以襲擊，那不是現場所有聲音都計算？李柱銘當年擔憂是正確。」

其次，是負責審的人。

「有些事情表面上要跟程序，但其實不是。律政司會跟你說，選擇哪個法律、主控官、任用原則，都是不偏不倚，要跟檢控守則；但審我的時候，發現法庭裡的政治演說多過檢控內容。例如有人說，如果不能阻止我這類襲警的人，就不能『止暴制亂』。當然檢控我的官（陳文慧），她臉書的政治言論當然好痴線。很多人都會取笑她批評她，但我更大的疑問是，為甚麼律政司要特別指派這個主控官？」是特別指派的嗎？「律政司裡面有班常規的主控官，但這次審我，律政司是外判出去找了外面的主控官。現在這個主控官咁有問題，委任她的律政司會問責嗎？」

之後，到法庭任意詮釋證供。

「律政司做到咁，那理論上法庭都應該把關。我一直運用法治賦予自己的權利，例如緘默權（Right to silence)，例如利用刑事罪高入罪門檻、證明案件有疑點因而證成『不能百分之分證明有罪』等等，但這些權利都在裡面被若有若無地扭曲。例如在香港現行法律，要證明有『襲擊』，就要證明被襲擊者當場有驚恐。事發當日，警員口供是沒有講到自己有驚慌，控罪是我用大聲公打他的盾，他沒有說自己受驚，片段也沒顯示他沒有受驚，但那個警察上庭前改了口供，說自己有驚；而片段裡他一動也不動，法官竟然幫個警察演繹，認為警察是『驚呆』；法官還單方面詮釋我當日的行為，認為我是『明知理論無用，仍然堅持與警方理論』，完全不理會我初衷是為了救那個記者。總之就是解讀一個傾向於警察的版本。」

「那個報稱受傷的警察，事後有去拿醫療報告，就證明自己有短暫聽力問題；但其實那不是專家報告，而且他無法證明事發之後，到他去驗傷的過程之間，有沒有其他因素造成這個問題，是無法證明我用過大聲公和他聲稱之後聽力有短暫問題之間，有『因果關係』，而現場也有很多其他人的大聲公，警察自己都有；羅健熙幫我寫的求情信也說，他當時在我附近，也聽不到我那個電力不太夠的大聲公，但總之這些疑點利益，都沒有歸於被告，即是我。」

「審訊時，大家都有提到黃毓民擲杯襲擊梁振英案，最後不入罪，其中一個原因是梁振英當時真的沒有受驚，表現平靜；如果以同一準則，那個警員也沒有表現驚慌，但我的襲警罪還是入了。襲警罪極易入，但標準更少，講誇張點，以『維護警察執法的合理性』，有時是完全沒有標準。政府從委任檢控官、到檢控官詮釋證供，都是用兩把尺做人。表面上跟據程序做事，都可以操控結果。」

法治已死是現象，法治點死是具體。區諾軒大概看到「點死」那一層。判決出來當日，區諾軒就說要上訴打下去。不是不滿判刑，而是不滿得罪本身。

「要打下去，我對法治無信心，但社會和市民無可選擇。終歸要尋求在剩下來的程序討回公道。以前大家高舉法治神聖不可侵犯，因為有法可依，就是法治，但訴訟如果是政權 VS 個人，人民是一定處於劣勢。如果從西方國家理解法律，法律是限制公權力、保彰人權的東西。但香港似乎不是。香港的法，就純粹是管制人民的工具。作為法官，要選擇站在個人權利還是政權一方。很不幸來說，法官越來越傾向政權那方。」

區諾軒曾經是左翼 21、民主黨成員。很多年前，他作為當然「左膠」，亦跟很多新興社運參與者或者組織，有過很多齟齬。

他說：「雨傘運動後，門閥的分野很嚴重。只是講泛民 vs 本土已經太簡化了，即使是兩邊各自都有很多派系之爭。本土派不是我經歷的地方，但聽一些朋友說本土裡面都有『一年戰爭』，但好像是爭不到結果。（當然）我只是想如果到了重要時刻，大家都是記得當時派系之爭的某些事，變了阻礙合作，就覺得很無謂。」

「過了很久，還有人說青年新政是鬼；你區諾軒入過民主黨咁耐，咁你都係相信要同政權『大和解』啦……到今日這仍是很多人的思考方式。某個歷史點，某個政團，去到很多年之後都繼續講代表一個政治人物，我覺得政治世界這樣就很局限了。不是想大家做世界仔，而是要想想達成的目標是甚麼，如果那不是靠自己能力就做得到的事，就要拉攏各種人去一齊打大佬。」

現在生態有改變嗎？「2019 年之後當然好了好多，大家學識重要一堂，雖然說『和勇不分』、『齊上齊落』，聽來是口號式講法，但的確也是。敵人越來越可怕，香港自己鬥來做甚麼？不過當然派系紛爭，絕對不會完全消失。例如不同區議員對起不起『義士紀念公園』，都可以吵到這麼激烈。可能都會影響之後的合作。」

左翼和本土派鬥得最激烈的時候，從區諾軒的視覺看來是怎樣？

「雨傘之後，又有區議會選舉，最容易出現（矛盾），當然為選舉利益，就會為分野而分野。當年有『退聯』（編按：退出學聯與否的爭議）啦。我是沒辦法理解退聯的，當然也理解退聯支持者的想法：（不要）大台、院校獨立。當年有大台才聚合到學界力量，無了學界溝通的平台，遇到有學界的事務就沒有統合機制。逐個擊破，或有一間院校想推，但其他學校幫不到。這是我當年的想法。」

當年筆者也支持退聯，寫過很多東西力陳退聯好處。「保聯派」當年跟我們互相批評，雙方都有很多情緒。個別「保聯派」直接下了定語：退聯「垃 X 圾」；有人說退聯學生是「鬼」；有一段時間，一些泛民支持者會將 2017-18 年那段社運低潮，歸咎於「學聯無咗」。

區諾軒說：「不想學聯瓦解的人，像我當然有情緒。當時就是覺得很心痛。（區諾軒在學生時代是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自然也是學聯中人）經歷過的人都會有。原本在學聯一段時間，也知道學聯這件事有優有劣，覺得到頭來這麼多年的體制，要瓦解，是不開心。另外以前老一派的講法，中共長年來希望顛覆的有幾個組織：民陣、支聯會和學聯，他們努力了很多年，但矛盾在內部誕生才最致命。」

不過拉長來看，客觀上似乎是學聯失去四間屬校之後，學界還繼續活動；在反送中爆發前後，大專學界也交到自己的功課。例如在抗爭中間，政府提出想跟學生會閉門密談，學生會拒絕了，其他院校也陣線一致。學生沒有做大台，不過也幫手庇護抗爭者。大家沒有等大台指令，而是自己去想自己有甚麼可以做。當然不能不談就是兩間大學（中大和理大）都成了戰地和逃生現場。學界沒有潰散，而且更有活力？

「當然，後來 2019 年那種無大台的組織方法，是激發了每個人的自主性。每個人付出的東西也比以前多了。」

反送中整個過程，區諾軒的位置是？

「初期我通常是以議員身份去前線調停，保護手足走。當時亦沒為『無大台』的新組織方法太驚訝，因為社運之間慢慢都有默契。以前經常對民陣有一種批判，點解行完就走，我們 Hold 住和理非的人。我想只是分工和企位不同造成的批評，並不是誰對誰對。2017 年（七一遊行）行到終點，都有一種分工組織，和理非就在這裡，如果有其他人想行激進點都可以去，當時有一群人是操上中聯辦。」

多年來是不是都有很多激進示威者與民陣嘈交？

「2016-18 年我做民陣召集人，兩個年期都是社運低潮。看到每次示威都很少年輕人。不過你說嘈交那些，應該是再前幾年了。到了我做召集人那期，都會有其他示威者參加，也會跟我們溝通。例如當時鄭俠跟我們交涉，說會來，我們都是互相尊重。2019 年 6.9 當日，民陣想在金鐘散，有本土派的說，點解走呀，走就輸喇﹗其實民陣是在完成發給不反對通知書的條件，他們不做就會被告，會變非法集結，這是責任政治的問題；當然激進派就覺得你這樣做，是減少他們激進行動時的群眾基礎。純粹是行動邏輯和企位問題，大家都是想件事做得到。」

區諾軒今年才 32 歲，曾經是左翼 21 成員。當年關心政治的人，是不是全部都「很左」？

「當年學生的政治參與，當然不及現在啦。現在是個個學生背後做有各種參與。我那個年代的政政同學，的確有一些去了搞政治。我讀大學時，社運主要是講分配問題，地產霸權，這些的確是主題。左翼 21，其實開始時是一些讀書組，之後搞搞下就話，不如整支旗出去遊行，就成了一個組織。」

本土派與「左膠」最常的戰爭點，總是與中國人有關。一開始，是走私客、搶奶粉、自由行、人民幣不斷升，香港民生因為中國自由行最受壓迫那一期。

區諾軒說：「我想是立場分歧，左翼無咁直接關心水貨客、雙非議題，因為可能很容易變成『人的歧視』。左傾團體其實有認知到這個問題，認為是要發聲。當時我都做了區議員一兩年，都講要杜絕自駕遊，但之後的人，是一下進入反蝗蟲、族群衝突的那種直接，就超越了我當時的框架。當然理論一點去講，其實左翼也有回應方式，自由行湧入是中國資本壓迫香港窮人的問題，不過說出去是不會有太多聲音。」

族群衝突框架，最有效短時間內喚醒關注、動員行動。不過對一般人來說，似乎很易跌入「歧視」；而左翼對國族概念天然抵拒，當年確實是無從入手去理解民間的情緒，早已超越細微細眼的水貨、奶粉，而是在爭奪和建構一些現實上未形成的秩序。

區諾軒最後對這些年的總結：「身分政治同經濟分配根本可以冇衝突，但因為思想沿革，我們（左翼和民族派）的思潮發展製造了假對立。」

有沒有覺得香港是一個族群，甚至國族？

「我一直以來對國族的想法是採取較淺薄的看法，因為由細到大教育都是告訴你，民族主義會導致極權誕生。近年跟我的朋友張彧暋看了很多，由 Benedict Anderson 到 Liah Greenfeld，就有了另一種理解。當然學校環境都很少講 Nationalism，政政不會不講 Nation，但不會專講這個現象。」

「這兩三年，單純從政治形勢，政治矛盾之下已經造成好強的『中港隔閡』。民調一向定期就問，你是香港人、中國人、香港中國人還是中國香港人，但這已經是『舊問題』了。梁振英治下，香港被規劃、一國兩制本來的承諾都破滅，很多人都很難再將兩件事（香港人和中國人）放在一起。條友一日到黑打鳩你，你很難覺得跟他是一家親吧。這根本人之常情。香港人的身份是在於在這幾年的政治矛盾下，已經變成一個不可逆轉的形成。中共用各種方式陰乾香港人，完全不給任何空間，會有人很強鬱悶感，令人覺得沒有尊嚴，那麼你說的東西就會不斷形成。」

反送中風風火火之時，看過一篇左翼文章，檢討自己這一派人在運動中完全沒有角色，要「查找不足」。區諾軒怎麼看？左翼在反送中沒有角色？

「我最近一直好想寫一篇文，可能是類似『香港左翼的前路問題』之類。香港左翼路線存在有好大問題，個問題真係缺席喎。唔好講理論，講現實政治先。左傾團體好容易有人事問題，人事問題阻礙政治表彰。民協、職工盟、街工，全部都是人事問題造成離散。我會問一個問題，最好的路向，是組成左傾的大聯盟。立法會來說，就是民協、街工、社民連，組成一個團結的，關注社會分配的政治團體。我覺得我在立法會時都是缺席，做不到左翼身位。我不是工會出身，我講勞工和分配嘢，無人理。（是否香港人普遍不理會？）其實最重要是群眾：如果『族群派』有群眾和議題；對左翼團體來說，亦不是沒有。因為勞資關係是永恆，日日都有，散工化、無保障……不是欠缺議題，而是人事問題。每個人的歷史包袱太重。你很難想像民協和街工會合併，但他們意識形態有很大分歧嗎？他們議題上會有損失嗎？然而很難會看到左傾團體聯合。」

純粹是不想無咗自己支旗？

「左傾團體從來不缺回應資源，問題是體系無法妥善建立。外國左翼團體都會有民粹操作，不是再死跟教條，拿了群眾先，再講政治主張。香港最近似這種，就已經是自決派。朱凱迪是用環保議題去做左傾關懷；眾志就是關注政治矛盾，然後再帶入左傾關懷。」

與自決派尤其眾志合作一段時間，區諾軒和他們的分別是？

「跟眾志合作，我會說是一個際遇。如果你要說分別，我會承認統獨問題不是我最關心的議題。」

區諾軒不打算再選，打算 9 月去日本讀博士，但他也參與選舉：協調工作。現在各界究竟談到甚麼程度？

「郭榮鏗被兩辦炮轟事件之後，協調中的政界，主流意見認為要有兩手準備：以往推最有勝算的人出去；現在呢，其實最有勝算的那些，都要有第二梯隊去作戰，預期勝選入左去之後，都會再被DQ（取消資格）。到目前為止，很多素人對協調和初選反而比較正面積極，也有點意外。現時大家都受郭榮鏗事件影響，考慮亦因為北京出招而變得複雜。」

「以往 DQ，去『鎅』政治權利，標準是統獨問題，講你支不支持一國，支持《基本法》；但如果之後再『鎅』多啲嘢呢？改誓言呢，他可以改到立法會議員一定要保持立法會暢順運作，不能拉布。學界的民主化學者通常會跟你說，不好放棄選舉戰場，要拿位置，拿群眾基礎，但問題是像郭榮鏗那樣，是否還應該選？民主化學者會說，公職始終是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位置，代表長遠地在社會上跟政權對壘，社會是否完全反對政權？如果不是，退出選舉就滅了自己的聲。搞集會搞遊行，是一兩次，不是長期的影響。有例子是說，可以一次式抵制選舉：非洲某國反殖運動，說政府有很強選舉操控，試過反對派總辭，政府最後也跟他們再談，但不能亂將別人的例子套用在香港，如果我們的情況不像人家樂觀呢？」

官司纏身，有可能影響 9 月之行，心情如何？「咁我都覺得自己都好大風險……但最後一句，就是離不開『酒席要一碟碟食』的問題，我們要避實擊虛：最近有疫情，香港主流鬥爭陣營維持民心支持是重要。區議員是接點，是小戰役，安定民心，做得不好就給政權得米，會失去群眾，繼而失去運動。」

現時網絡上有人一直討論「選舉有冇用」、「選功能組別是否有意義」，對選舉路線各種「無用」質疑，區諾軒怎麼看？是一個寸土必爭的邏輯？

「是一個寸土必爭的邏輯，當然亦會覺得他越踩越過，會失望，佢係咁搬龍門，投來做咩？不過政治的對壘，除非你好有信心一擊攻克佢，否則係應該維持『鬥而不破』。毛澤東曾經講過，你有一台酒席，你係無辦法一次食完，要一碟一碟去食；透過攻克一次一次的小戰役，去達成整個戰略。今次運動裡面我在想，過了大半年，我們攻克了甚麼，我們損失了甚麼？繼續參與選舉，期望可以拿到甚麼？如果我預期無嘢拿到，那我們為甚麼還會繼續？」

「似乎數得出的，我們爭取到：推翻了《逃犯條例》、300 多個區議員位置、揭露了警暴和政府的仆街、處理了武力抗爭的問題、建立一個民主陣營的黃色身份……那麼政府思維其實都是一樣，他在想用甚麼方法逐樣逐樣『食返轉頭』。近幾個月就已經進行中：教育界，老師去電台講一集節目，鄧炳強就投訴，投訴是會被跟進；傳媒，搞香港電台；建制派其實已經開始在做地區工作，等下一屆翻盤。」

「運動初期我們戰略性好強，和理非勇武互換、國際線、經濟圈又點做……運動如何唔好輸，在乎我們的韌力有幾強。我有時憂慮，自己太大仇恨，例如偏執於警察，同佢打血氣之爭，是見樹不見林。俾你對付到鄧柄強，他也只是一個體制中一個零件。以前我們的戰略活力是透過轉化策略得來。例如連儂牆，以前是一個水銀瀉地的宣傳方法，現在警察會故意去巡查這些地點，貼連儂牆就變得有風險，是否應該想更新的方法去宣傳和抗衡？如果策略僵化，我們會失去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