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演員。」盧鎮業（小野）這樣介紹自己。

小野自大學畢業開始接觸演戲，二十多歲於港台劇集《幸福的旁邊》嶄露頭角。十年過去，三十而立的他， 今年憑《叔・叔》拚出頭來，憑電影裡飾演年輕父親「永」一角，首次獲得香港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提名。

其實他也是一名獨立電影導演，但他沒說。

小野脫下戲服、卸了妝，從鏡頭前走出來；他走到鏡頭後，穿上反光衣、掛了記者證、托著攝影機奔走於烽火四起的示威現場。

十年前拍過「反高鐵」，十年後再拍「反送中」。政治立場鮮明，自然令人以為他可以為社運去到好盡。他卻說很怕被封殺，「Care 啊，因為我好想以演出作為志業，所以我好 care。」

演員志業和政治理念，在這個最壞的時代，似乎只能兩個活一個。為了演出，他妥協，但又不想妥協。

如何面對這個兩難？小野搖搖頭，「我唔知，真係唔知」。再想了幾秒，說：「所以我走去拍紀錄片，上年的情況我只能夠咁做 。」

脫下戲服，現實中，他也在一人分飾兩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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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金像獎得獎名單將於 5 月 6 日公布，訪問當日離頒獎禮剛好一星期，原以為這名候選「最佳男配角」，會有一行人簇擁着前來受訪，豈料只見他隻身一人出現。打過招呼，他說的第一句話是：「個妝我自己化，要補補妝先。」

入圍金像獎男配角，小野近來訪問接不停，記者的問題離不開「獲提名有甚麼感受？心情點？」 

說起提名，小野臉上沒有太大喜悅，對獎項似乎也看得不重。記者以為他已為「大日子」做好準備，他卻說連得獎感言都未寫。金像獎實體頒獎禮今年因應疫情首度取消，改由網上直播形式進行。他不用借禮服、不用排練、不用趕rundown，直言腦海中沒有「金像獎」這回事。

「大家都會問我金像獎提名，老實說它佔我生活比例就僅限於大家（記者）問我的時間，我出了這個門口就不會想。」

首次獲得提名，但冇得行紅地氈，覺得可惜嗎？

他搖搖頭，說早已有取消實體頒獎禮的思想準備。「上年個社會狀況咁，唔通喺催淚彈嗰度鋪紅地氈咩。」對他而言，這年整個世界都在溶化，變化萬千，「講緊早兩個月都可能會世界大戰，可能會擦槍走火」。在這個最壞的時代，他沒有太多介懷。

金像獎提名對你來說是甚麼？

「有點像個𡃁仔跌落海，跟住有隻巨手執他上來，之後都要放返落去繼續學游水，但浸死之前執一執啦。」

小野自認是沒有自信的人。自小學業成績不過不失，性格也不是特別討喜，於他來說，「中間」的人必然會被遺忘。「我好有信心咁講，班主任一定唔記得我個名。」儘管長大後成為演員，經常走進大銀幕，他依然會因為有人認識自己而感到意外，「世界很大，為甚麼要認識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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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想成為一名演員，因為他享受演出。

他初次接觸演出是在大學同學的 Final Year Project ，之後大多以客串形式出演相熟導演的作品。他不著急，對演出機會亦不大著緊，抱著「我哋去玩啦，有人搵我演咪演」的心態去做演員。

直至 2011 年，他出演由導演麥曦茵執導的港台電視劇《幸福的旁邊》，飾演「表弟」一角而為人熟悉。當時他沒有乘勢走進演藝圈，直至5年後接到導演兼好友麥曦茵來電問有否興趣加入其藝人管理公司Dumb Youth。小野沉默數秒，就答應了。「我想知專心地享受演出是怎樣的事。」

2016年，他正式成為全職演員。數年間，他的演出大多圍繞小眾題材：關於六七暴動的《中英街1號》、同性戀的《叔叔》、兩性話題的《曖昧不明關係研究學會》；在港台電視劇的《火速救兵》、《獅子山下》也不時會見到他的身影。

在他看來，走進演藝圈如同游進「大海」，他要不斷游不斷學習。但這兩年身處於「大海」中，他沒有演出機會，卻覺得自己「就浸死」。2018年拍攝的《叔・叔》是他最新一部作品，之後小野都沒有電影演出，意味著未來兩年，他要跟電影大銀幕暫時說再見。「有時會諗『係咪完喇？係咪我嘅演員生涯都差不多喇？』」

但命運似乎不會輕易讓小野與電影斷線。經過灰心喪志的兩個年頭，他得到一個他稱為「天時地利人和的提名」，這為他帶來少少信心。但對於前路，他沒太大期許，亦不望會順風順水。「係一個小小的 uplift，（電影公司）找人去 casting 可能都會諗起這個人有提名，叫他來試試。」

即使手握提名，他仍認為自己演戲的水平「未達標」。他憑《叔・叔》裡飾演「恐同」爸爸入圍男配角，戲中角色與父親相依為命，但又很介意對方是同性戀。小野覺得自己未能準確拿捏戲內的情緒。「我覺得仲爭啲。」

這是他對演戲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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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以外，小野也是一名獨立電影導演。大學畢業那年，他拍過《春夏之交》、《那年．春夏之後》，記錄當年春夏的社會運動及政治事件，包括五區公投、反高鐵，也拍過港台劇《最後的地圖》，講述城市發展及舊區重建。他的作品曾多次參與香港國際電影節等影展，《那年．春夏之後》更於南方影展獲得當代觀點獎及人權關懷獎。

「紀錄片是一個鎚仔去敲碎現實假象。」透過紀錄片，他想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放進公共領域，讓社會參與討論。但他不是全然享受，全因拍攝及後製過程好辛苦。

數小時拍攝，然後埋首後期，是紀錄片導演的日常。但小野只愛拍攝，不愛剪接，尤其討厭「聽bite」，「好多時候都會好痛苦，但又難離難捨 。是否好想（拍）？ 我完全答唔出好想，但它是我無法割捨的一部分。我沒有辦法每個月都 keep 住做，但每隔一段時間又會忍唔住看看這部分，問他這陣子有沒有甚麼想做。」

他更曾經放下「這部分」很長時間。傘運那年，香港陷入迷失，小野亦如是。

2014 年初，拍畢港台的《最後的地圖》後，他不滿意，但又不知道如何改善，於是開始質疑自己是否適合長時間拍紀錄片，是否適合做導演。「不能面對自己究竟在當下拿著攝影機還有甚麼意思，不知道能否仍與（雨傘）運動互動」。

他覺得自己不夠好，但又放不下拍攝，於是很痛苦，「不是因為要放低，而是放不低。」掙扎良久，他決定暫時擱下攝影機，抽身離開導演崗位。 即使那年秋天爆發雨傘運動，他也沒重操故業，只以雙眼見證這場抗爭。

迷失的兩年間，他試過教書、做侍應、接一些零散的演出，重新檢視自己在電影工業的位置。「咩都搞吓咁過咗嗰兩年。」這反而讓他分散注意力，亦放下對「導演信心」的執著，心結就此解開。

「Keep住畀自己餓，餓到咁上下你想做就會做。」他如此形容放低攝影機後的狀態。「餓著」期間，他成為了全職演員，亦接拍了一些小型製作，卻和許多香港人一樣與社運現場愈來愈遠。直至去年烽煙四起的炎夏，他受到媒體委託，落場拍攝反送中運動。

他餓完了。

揹著演員的身份接到拍攝社運的邀請，他固然有很多顧慮。會否影響演員工作？他一定會想。「但個世界冇畀時間你去諗，咁你做唔做？唔做都得，但嗰吓就係好想做。」

最終他穿上反光衣、掛著記者證，托著攝影機走進抗爭現場。自大學畢業開始拍紀錄片，去過菜園村「反高鐵」、拍過「五區公投」……稱得上身經百戰，他卻說這次經驗很新。

十年前看著上一代示威者稍碰鐵馬已被罵「很暴力」，十年後看著新一代示威者被打至頭破血流，小野同是紀錄者。當年冒進的他面對很大掙扎，看著菜園村被拆，卻無法改變任何事；今日的他更清楚要謹守崗位，更想做好拍攝，因為整個社會對運動有清晰分工，他亦知道其紀錄將會影響一班受眾。

作為紀錄者，他能理性地處理拍攝工作，卻難以處理畫面衍生的情緒。他形容好像發了一場惡夢，「當你是記錄者、要好認真看著一個人時，見到他們全都是中學生，是非常震撼。這代人正獻上他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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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拍過「反高鐵」，十年後再拍「反送中」，抗爭場景中不失小野的蹤影。他稱得上是社運分子，政治立場鮮明，但偏偏身處在「講政治是禁忌」的演藝圈中。

「 有時你希望用演員身份去說一些 statement 或做一些參與，可能你做完之後，你的身份會被褫奪……而那條線很幼細，你知道輕輕掂一下就斷。咁你還可不可以用演員身份去做那件事呢？」

過去大半年反送中運動，很多藝人因為政見被禁聲、被封殺。小野也有疑似被封殺的經歷。「（對方）沒有言明原因，就是說不適合，可以是因為這個人太瘦。我又沒甚麼，就當自己 casting 衰咗 。」

雖然政治立場鮮明，但小野坦承很怕被封殺，「我好想以演出作為我的志業，所以我好 care。」

記者追問，他會因為 care 而妥協嗎？假如是喜歡的劇本，但拍戲的電影公司是中資或政見不同，你會接嗎？小野嘆一口大氣，沒正面回答：「如果要去查（投資者）家宅的話，可能香港有九成半的戲我都不能接，我是否要這樣呢？」

他仍然掙扎。「去年有誰不是將自己好大部份付出呢？這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都要面對的事，我們能夠擺上幾多，或擺上的同時我們怎樣做下去。」

「這陣子去返拍紀錄片，自己的參與又流動少少，希望透過紀錄片去參與這件事，將觀察帶入公共領域讓大家看……上年的情況我只能夠咁做。」

某程度上，紀錄片導演的身位，讓意欲在演藝圈發展的他，得以稍為彌補一下自己的妥協或罪咎。

於他而言，政治動蕩的時代下，香港演藝界正經歷失語狀態。但他認為，演員與社會的關係往往不止於電影作品，藝人的知名度往往對大眾有影響力、動員力。但如何運用這些力量，是一個問題。

小野知道自己的說話會影響部分受眾，但他不想流於「拋口號」，也不想成為「政治化」藝人。他想慢慢仔細地做，就要提醒自己不要失卻於知性的追求，先自行消化對議題的理解。「我想用紀錄片去講公共的事，並不是用 Facebook post 去講。」

外國很多演員擅於把社會議題帶到鎂光燈下。例如以《小丑》獲得金球獎影帝的Joaquin Phoenix，於得獎感言道出「氣候變化」議題；著名演員Leonardo Dicaprio身體力行支持環保工作。

事實上，小野也做過。2013年，獲得藝發局藝術新秀獎的他，帶同罷工的碼頭工人阿四上台發言。這是仿效美國演員 Marlon Brando 在 1973 年讓人權份子代領奧斯卡獎項及發言。

「咁重要的平台（場合）是應該讓更重要的人，說更重要的事。」當年冒進的他在台上說出這番話，獲全場歡呼；台下則坐著當時的特首梁振英及一眾建制議員。當阿四由後台走出來時，不斷受到阻撓，小野更兩度開咪說：「工作人員不要阻擋他出來。」

阿四只是一名罷工工人，但因為小野，他可以直接向特首表達訴求，批評政府無能。小野會這樣做，是因為相信無論是碼頭工友，或藝文工作者，在壟斷性資本社會下，都是「命運共同體」。

七年過去，若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屬於小野，他會再帶著不同的人上台，表達意見嗎？

他笑了笑，說沒可能做到。「聽落好似好笠水，但歸根究柢地想，如果我做了，就會永遠喪失演員這個身份。」

或許他說得沒錯，做了一次，就可能無下次。因為這是 2020 年的香港。

記者／莫泳浵
攝影／Oiyan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