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許多重要的文學作品中，《一九八四》是反烏托邦小說的經典之作，因為書中對未來的悲觀假想，隨著時間流逝變得愈來愈真實，也愈來愈讓人無法忘懷。

故事描述在1984年的世界中，大洋國裡每個人都活在「老大哥」的監視下，政府說什麼，人民就得相信什麼，只要言語間透露出一點懷疑或者好奇，就很可能從此人間蒸發。人類生活變成了一個惡夢，而在這惡夢中，有一個可憐蟲試圖尋找個人獨立存在的意義。

溫斯頓．史密斯就是這個可憐蟲。他愛上茱莉亞之後，發現自己的人生不必是如此無聊和死氣沉沉，生命還有各種可能性，包括自由意志。

雖然思想警察能挖出每一個背叛行動，兩人的頭頂上總是有警察監視的眼線盤旋，他們還是開始質疑政府，一步步籌畫計謀，但老大哥無法容忍異議份子，就算只是有念頭也不行，兩個人終究不堪折磨而互相出賣了對方……

作者可說預知了現代生活的情況──無所不在的電視、語言的扭曲，而且還建構出一個如地獄般的駭人世界。本書自出版以來就是學生的必讀讀物，也是描寫極權主義社會的最佳範本，作者意味深長地說：「如果不與極權主義作鬥爭，它將無往不勝。」

如果單調劃一就是人間最大的災難，那麼，世上的烏托邦和反烏托邦（假如有的話）應該沒有分別，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蘇聯。每個蘇聯人民，都有一個親人在戰爭、在勞改營中死亡。在戈爾巴喬夫執政的年代，人們渴望迎來資本主義，而在葉利欽執政的年代，人們又懷緬起共震產共義的灰色日子來，寧要安定也不要自由。諾奬作家阿歷克塞維奇的《二手時代》，就試圖透過一貫的報導文學方式，書寫出後蘇維埃時代俄羅斯人對理想的憧憬和對現實的不滿，與及社會主義專政對他們的意義。不過，正如俄國作家格林在1917年俄國革命時寫的：「未來並沒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作者認為後蘇維埃時代，未來也沒有來臨，這只是個「二手時代」。這番話，對於今日追求民主自治的香港人來說，尤其真切！

過去有許多烏托邦/反烏托邦的虛構作品，但不幸的是反烏托邦的情景與今天現實情況越來越接近。為何早在上世紀已「預言」恐怖世界的出現，人們還是沒有警醒？著名的行為心理學家Skinner（他曾立志當小說家）寫過一本《桃園二村》宣揚他心中的理想社會。他筆下的社會被批評是去人性化的冷感社會，是人工設計的。這種操作在他後來的心理學著作《行為主義的烏托邦》裏作解釋。他認為「自由和自由意志不過是一種幻覺；人類早已由外來的影響所控制：其中有些是偶發的，有些是自私自利的邪惡有意加上的。問題是如何設計一個可以保證所期望的行為能夠發生的環境。」價值與文化都是被設計出來的。了解他的操作，就知道今日社會是如何運作。Skinner的理論極富爭議，曾沉寂一段長時間，近年又受人關注，是因為他的理論是work的。不想自己被去人化像動物被人玩弄，我們就要知道它是如何操作；或我們如何計劃自己的烏托邦。

How does it feel

How does it feel

With no direction home

A complete unknown

Like a rolling stone

年僅24歲的巴布·狄倫在1965年的新港音樂節忘我地唱著《像一個滾石》（Like a Rolling Stone）。六〇年代的世界的確像一個滾石，顛簸地滾向充滿可能性的未來。在美國，反越戰、黑人民權運動、同志運動和女性運動紛紛冒起。作者張鐵志以文化為切入點，從音樂、電影、文學、新聞報導至電視辯論，引領讀者走過六〇年代那躁動、瘋狂、叛逆、火與血的美國社會。書名為《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烏托邦追尋》，顧名思義，作者視六〇年代的美國為年輕人不滿現狀，為追尋烏托邦而開展「想像力的革命」的時代。全書一共有十五個章節，分別記載十五則迷人故事：「垮掉的一代」、新左派的《休斯頓宣言》、自由之夏、巴布·狄倫、嬉皮文化、電影《我倆沒有明天》、馬丁·路德金、佔領哥倫比亞大學、Yippie、「新新聞」、政治辯論節目、地下氣象人的慘劇、八個人竊取FBI檔案、石牆暴動和電腦革命。透過本書，作者帶出一個訊息：六〇年代從來不曾離開我們。當我們把目光放回香港，過去一年香港的躁動，會否也帶著六〇年代那種對體制的控訴和憤概，對追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堅持呢？

巴布·狄倫在1964年發行的《時代變了》（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寫道：

Come mothers and fathers

Throughout the land 

And don’t criticise 

What you can’t understand

歌詞如斯應景。

或許，我們都是六〇年代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