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症流行的日子，不上班意味著你必須在家工作，對很多「手停口停」的人來說，「不工作」就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情。熟諳文化理論的精神分析師喬許．柯亨，卻建議我們不工作，因為人越長期工作，生產力和創造力便會越低。作者把這些不賣命工作，卻有卓越成就的藝術家或創作者分為四類：過勞的人、懶散的人、做白日夢的人和遊手好閒的人，並選取了四位重要人物的生平作為代表：他們分別是波普藝術家安迪．華荷、大導演奧遜．威爾斯、女詩人艾蜜莉．狄金生、還有小說作家大衛．佛斯特．華萊士。其中過勞者（以安迪．華荷為例子）雖然表面上好像是不工作的反面，書中所指的事例恰好是只專注於自己喜歡的事情而拒絕讓外界侵入。懶散者看似是過勞者的反面，事實上他對外界秩序的拒絕與前者並無二致，所謂偷懶其實是對日常生活秩序的不滿和反抗。至於像狄金生這類做白日夢者，他們往往希冀扮演某類特別角色以抗拒現實生活的枯燥乏味。遊手好閒者表面上一無是處，但其實正是有才華的懷疑主義者（作者也提到像古希臘哲人皮浪、恩培立克斯這些極端懷疑論者的例子）對世界秩序最深刻的拒絕。作者以佛洛伊德的生命驅力理論，輔以梅爾維爾小說《錄事巴托比》的主角，向我們展示出，在這個既要求紀律又分崩離析的世界中，文學家和藝術家正以「不逐流工作」的勇氣，創造出另類人生。正如在疫症流行的當下，我們才能發現，平日奉若圭臬的工作邏輯其實也沒甚麼大不了的，只有藝術家般的創造才能長存。

作者是多才多藝的愛爾蘭物理學家、癌症研究人員、科學作家。本書的副題一針見血：不願說理的人是偏執，不會說理的人是愚蠢，不敢說理的人是奴隸。作者感慨，我們習慣追求速度、勝過追求真實度，習於反應、而非反省。我們具有上帝般的科技，卻擁抱中古時代的習俗，懷有舊石器時代的情緒。他蒐羅了常見的推理謬誤、邏輯缺陷、數字迷思、偏見和陰謀論，以當今社會的著名事件和近代歷史的精采故事為例，告訴我們如何識破種種迷惑人心的把戲、似是而非的話術，以及如何建立分析性思考的能力。

作者在序言中引用了一個實例：八十年代是美蘇冷戰年代，里根總統譴責蘇聯是「邪惡帝國」，兩個超級強權之間的關係更是惡化到了拉警報的戰爭邊緣。1983年9月26日，蘇聯國土防空部隊中校彼得羅夫，在蘇聯飛彈預警系統（OKO）值班期間，預警顯示有五枚美國飛彈朝他們發射而來。但是身為首席值勤官，彼得羅夫作出了不一樣的決策，他通報了上級，卻是冷靜回報說：這是蘇聯飛彈預警系統的錯誤警報！他的同僚都嚇壞了，彼得羅夫堅持要先推理，再做反應。結果避免了一場核戰爭。事後，蘇聯軍方指揮部對於他們的尖端系統竟然失靈，感覺很沒面子，於是急於推卸責任，彼得羅夫成了代罪羔羊……

今時今日，擁抱專制的權貴們種種迷惑人心的把戲，似是而非的話術，令整個社會彌漫著反智的風氣，我們能見到彼得羅夫式的人物出現嗎？

這次疫症許多人都想到讀薄伽丘的《十日談》，十名男女到深山避疫，每人每日講一個故事，讀者就一次讀一百個故事。今日十人已違反限聚令，若家裡只有二人呆坐，十日可談什麼？會像《新十日談》作者金觀濤和劉青峯兩夫妻那樣討論中國文化出路嗎？這書寫在文革結束後，「八九六四」發生前，內地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時代。作者兩夫婦勻為學者，認為當時處於與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有些相似，社會和文化面臨空前嚴峻的挑戰和危機，他們倆就像講故事的男女們，在危難恐慌中，表現大無畏的風度，充滿著啓蒙精神，渴望新的價值觀。書裡並不是講故事，而是以兩夫婦的對話，亦文亦議方式展開十天的討論。内容深入探討了「五四」後的發展、社會主義實踐的問題、理想的社會是怎樣、中國文化道德倫理中心主義的結構性缺陷如何修補，同時大膽提出了重建新文化的構思。作者應該會失望數十年後的中國竟不進反退。作為讀者宅在家中，也可與人多作建設性的討論，無論是與家人或網上的朋友，自己編寫自己的「十日談」。

《活著》這部經典異常適合在隔離時觀看。除了是隔離的時間充裕，可以花掉時間外，讀者可以得到一些安慰。

《活著》就是告訴我們活著很難，主角在動盪的時代，為了生存而忍辱負重，面對親近的人逐個離開。隔離的日子，有些人會非常擔心確診，大家同在動盪的時代，生活在不安之中，然後發現活著好難。

閱讀《活著》會發現當時中國社會下的小人物，是多麼難以生存。他們經歷文革戰爭，好像沒有停止過多災多難的日子。我們在香港，也經歷着不少風波，從未間斷過。看《活著》大家也許得到些少安慰，因為不少人也在為生存而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