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審判》其實是對法律本質的剖析，認為法律是艱澀難懂的迷宮，卻有着難以致信的阻嚇力量。然而，法律就算多難懂也得讀懂，尤其在當前的亂世。《香港動盪—法與治的歷史與文化解讀》包含十一篇文章，從法律、文化、歷史的角度寫香港的社運發展，也可以說是以香港的社運發展史來分析法律。最近特區政府意志堅定地否定「三權分立」的存在，在這背景閱讀此書就更有意思，例如有法官、立法會議員認為「三權分立」乃普通法背後的憲制原則，但我們應如何看待普通法﹖吳海傑在此書的文章《撕破英式法治在香港歷史的神話》卻認為很多歷史觀美化了普通法在香港的角色，因為在殖民地時代的大部份時間，很多普通法的美好傳統（例如對自由的保障）都沒有在香港實施，但受普通法訓練的律師、法官卻仍然深信那份美好。此書當然不是為政府的指鹿為馬背書，但法律對權力的限制與權利的保障也許並沒有我們想像的強，這書是一本對應這年代的法治教科書，助我們看穿政府表面的指鹿為馬，探究更深層的權力及法律問題。

「三權分立」在香港是常識吧！即使要殺掉也不能說從來不存在或是什麼誤解。有人馬上找出回歸大典中政府印刷的新聞資料，白紙黑字清楚說明香港的政治制度是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建立。雖然已成「歷史文件」，但事實就是事實，不能改寫，尤其是在今天眾目睽睽下。歷史在風平浪靜的時代總讓人覺得沉悶，但在大時代下，歷史就顯得重要，但何謂歷史？只是事件的陳述？歷史學家所寫的歷史真確有多少？試讀卡耳的《何謂歷史》，書中探討歷史學者的客觀性及因果關係的性質，說明歷史對社會及個人的影響等，是歷史理論入門的重要讀物。無論歷史是否重複，但總能給人啟示。我們的記憶就是歷史的真相，歷史也告訴我們，謊言總會被揭穿。 

今日香港政客說香港三權分立從來沒有，情況極像《動物農莊》裡的豬，肆意更改法則。香港的法治早已向政權靠攏，雖然仍有一兩個清官，但律政師的檢控既不能服眾，警方的供詞改完又改，早就被大眾質疑。

政治是：「關乎一群人共同事務、共同命運的一種活動，且唯有人人平等，既能自由發言來試圖說服對方，且聽取彼此意見，進而達成共同的決定，才稱得上是一個政治社群。」在極權社會下，政治成為手段去討好上司，或是滅聲。

這本《政治的承諾》是作者重新對整個西方的政治思想思考，在第一至五章梳理政治哲學的脈絡，從歷史中找到政治在人手上，演變成何種工具。現在的後極權時代，人又怎樣在歷史中找到啟示去尋找出路呢？鄂蘭說：「傳統的終結並不見得意味著傳統的概念失去了掌控人心的力量。相反，那些老掉牙的觀念和概念，有時候會在傳統失去生命力，記憶開始消退的時候，更加專制。」

本書從一個嶄新的視野來探討政治體制：為何某個領袖可以奪權、為何某個小國的人民起義抗暴、為何某個新政策扭轉了全國人民的命運。在解釋這些案例時，記者或歷史學家通常能夠說出發生什麼事、發生在誰身上，有時甚至還給得出原因。但在這麼多政治事件與歷史記載之下，有幾個問題一直存在，而且令人不自在。例如，暴君為何能掌權這麼久？為什麼好的民選領袖任期這麼短？為何貪腐的政權屹立不搖？為什麼容易發生天然災害的國家，總是在災害來襲時措手不及？為什麼有些國家坐擁豐富的天然資源，國內卻很窮？

作者提出一個適用各種政體 (民主、獨裁) 的理論框架，可以用來解釋各種政治現象，作者假定無論是何種政體的領導者，他們都是為了延續其政治生命，做出最自私自利的理性行為，而一國人民的人口組成，將決定性的影響領導者的施政方向。此人口組成可區分成三種：廣大人民、有影響力的人民、核心擁護者，其中核心擁護者最為重要，其規模大小將決定領導者的所作所為。

作者從大量觀察獨裁國家，得出這樣的理論：獨裁者不是靠一人之力，而會需要關鍵擁護者來維持其權力──施行暴政就怕人民反抗，好好獎勵軍隊、警察、情報機關的有力人士，讓他們站在統治者這邊是極度重要。作者表示，「如何維持關鍵擁護者的利益」幾乎可以解釋所有獨裁政權的施政方向。並且這套理論可以適用在民主國家身上，對民主國家相較於獨裁國家，就只是關鍵擁護者非常多，基本上就是讓候選人勝選的得票人口，這數目上的差異解釋了民主或獨裁國家的不同行為。

本書的序言有一句話令人深思：「每當我們看到民主領袖與暴君握手言歡、眉開眼笑的畫面，就會覺得怪怪的，彷彿這是在為那些暴君的掌權背書……」